广州成为唐代市舶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中央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我们常常把宗族组织叫做宗法组织，因为其背后有一套从周代就已经确立的宗法理论，在《周礼》中有关于这套理论的系统表达。不过，我们现在岭南乡村所见到的包含了祠堂、尝产、族谱等制度的宗族形态，是在明代后期才出现的。

一直到宋朝朱熹写的《朱子家礼》，还有明初朝廷的规定，都明确限制对建立家庙(也就是祠堂)的资格和在家庙立祭祖的世代做了限制，即只有某个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建家庙，而家庙中只能供奉不超过五代祖先的牌位，下一代子孙死了，牌位要摆进来，最上面的老祖宗牌位就要被请出去。如果现在大家到江门看陈白沙祠，就会看到，里面供奉的牌位还是只有五代人的。如果违反这个规定，就是违制，那是要受到很重的处罚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一般的百姓没有资格建立祠堂，有资格建立祠堂的人，因为最多只能祭五代的祖先，也就没有办法发展起以祠堂为中心的、按照父系血缘原则建构起来的大的社会组织。

到了十六世纪，有一群士大夫希望改变这个制度，其中也包含不少广东人，最后嘉靖皇帝批准了夏言的一个奏折，允许在家庙可以祭祀始祖的牌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可以祭祀始祖，就意味着有可能以复习血缘的原则，把十几代、二十几代的子孙整合在同一个祠堂的派下，这样就可以建立在地方上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组织；而且祭祀的祖先时代越多，你越容易在其中找到有品级的人；还有，系谱超过五代以后，就不容易记忆，这样也就比较容易建立一些虚拟出来的系谱关系，可以把原来不相关的同姓的人群整合到一个宗族群体之中，也更容易在其中找到更多有品级的人。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建设祠堂，而且也有可能把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做得很大。嘉靖年间的这个变化，对于广东乡村后来形成以宗族组织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前面讲到明末清初，广东社会有近百年的动乱。到了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并开放海禁以后，社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十八世纪，广东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发达了的广东人都在建祠堂，许多族谱也是这个时期编修的，许多祖先的系谱也就被有心人建构出来了。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根据族谱告诉你，他宋代以前的先人是什么有名的历史人物，你都要小心一点。

我们现在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总是觉得宗族组织是跟现代政府对抗的力量，处理宗族的问题比较麻烦。不过，明清时期的宗族是官府的帮手，宗族原则是当时乡村组织的纽带，多数民间的民事诉讼和一部分刑事案件，都在这个组织内部得到解决。宗族帮助政府收税，为培养科举人才，发展出教育的职能，成为在乡村推广国家意识形态的机构。当时考科举要读四书五经，7、8岁就开始读《三字经》、《千字文》，这些人通过读书受教育，长大以后做事就比较规矩了，“犯上做乱”之类的行径自然也就少得多了。

当时的地方官府在交通相对不便，官员很少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管治广阔的乡村地区，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善于利用乡村社会原有的传统、习惯和组织系统来进行统治。

第三个问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有关。我们知道，岭南人从事海上活动的传统，是自古以来一直有的。不管历代政府的政策如何，这些人一直以海为生。官府实行“海禁”不让大家造两条桅杆以上的船只的时候，这些从事海上活动的人就变成“海盗”，还是继续在海上做生意；官府开放海禁，让海上贸易合法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海商，给政府纳税。就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这一点来说，其实老百姓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其生存和活动的方式变化不大，一直变化着的，是官府的政策。其实，历代王朝中，真正严格实行海禁政策的朝代并不多，就算是严格海禁的明朝，地方官府实际上也很难真正管到在海上活动的人，所以，几千年来，广东老百姓就是这样一直在海上活动，与环中国海周边地区，包括日本、琉球、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都有密切的活跃的交往。

广东有很长的海上贸易传统，广东百姓在海上做生意，从来都是游走自如，如鱼得水。中国有很多人怕海，但广东人不怕海。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从事贸易，熟悉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度量衡和货币的兑换，真正懂得跨国海上贸易的各种窍门。

最后，我还谈谈外来的宗教文化。目前在我国影响比较大的几种外来的宗教都与岭南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外来文化向中国传播过程中岭南地区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些外来宗教也逐渐成为岭南地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最初是从陆路传进来的。三国时，又从海路传入，先到了广东。东晋时期已有克什米尔的僧人在广州建佛殿，后来发展为光孝寺，已有1600多年。南北朝时，印度高僧达摩来中国传教，首先到达现在广州西关下九路附近的地方登陆，现在那里还有“西来初地”这个地名。后来，达摩成为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一派禅宗的创始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禅宗六祖惠能，是广东新兴人，在广州现在的光孝寺(法性寺)受戒，被尊为六祖，后又在曲江建宝林寺，即现在的南华寺。惠能把佛教中国化。以后禅宗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

圣心大教堂于1863年6月18日举行奠基，历时25年建成，是天主教广州教区最宏伟、最具有特色的一间大教堂。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广州的地位尤其重要。大家知道，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创立后不久，穆罕默德的弟子宛葛素627年就来到中国传教，后来在广州去世，葬在广州北郊，就是桂花岗的清真先贤古墓。广州怀圣寺和寺内的光塔，是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圣地。光塔仍是阿拉伯的式样，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塔。清真先贤墓和怀圣寺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圣地，而且是世界伊斯兰教重要的纪念地和宗教活动场所。

基督教曾经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元代以前数次试图在中国传播，当时广东不算重要。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强租澳门，天主教利用澳门向中国传教。16世纪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意大利人利马窦首先在肇庆建立了一座天主教堂，明朝时两广总督驻在肇庆。利马窦学汉语，着中国服装，画的中国地图有意把中国放在中间，减少传教的阻力。在传教的同时传播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利马窦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传教士，通过广州，向中国传入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等知识，还有美术、建筑、制造枪炮的技术。本来，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枪炮也是中国人首先使用的。但到了明朝末年，西方国家的枪炮技术已经领先，现在我们看到的清朝的大炮，其式样基本上是明朝末年从西方传入的，这也可说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一段故事。清朝雍正以后，禁止天主教传播，但基督教的传教士仍千方百计来广东传教。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他在广州翻译出版了第一部中文的《圣经》。马礼逊1834年死在广州，葬在澳门。第一位华人传教士也是在广州出现的，他就是高明县人梁发，1823年，马礼逊任命梁发为传教士，后来梁发把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写成一本书《劝世良言》，这本书在引发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传教，广东再次成为首先传入的地点。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是一德路的圣心大教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强租原来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兴建教堂，最初施工进展不顺利，后来中国工匠蔡孝主持施工才建成，石室是我国最大的哥特式教堂。高达58. 5米。在1949年前是广州最高的建筑物。

最后说一句话：了解历史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问题，提供许多新的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