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州城广厦千间，从明朝中叶开始，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明朝政府改广东道为广东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为隶属于广东。广东成为明朝13个行省之一。明代广东布政使司的辖境和解放初广东省境基本一致，清朝也称广东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续至今。这一时期，广东的地理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富庶的珠江三角洲真正形成并有效开发，使明清时广东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

在户籍和赋税方面，明代后期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带有近代财政意义的定额化的州县财政制度开始建立，对土地的控制，在政府的财赋收入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广东的地方官员尝试着重新丈量土地。在丈量土地时，有许多土地的主人原来是所谓“素不受有司约束”的人，现在如果他们还不在官府登记名册上，对土地的控制就变成非法的，原来的不用交纳赋税，现在就可能被视为抗税，结果就成了所谓“海盗”或“山贼”。面对动乱的局面，广东的地方政区开始重新划分，许多州县都是这个时期设立的。从新设州县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朝廷的期望和良苦用心，如顺德和从化，就是“顺从德化”的意思；而澄海，就包含“澄清海波”的期待。还有“饶平”、“普宁”、“东安”、“西宁”等等的县名，都包含了这样的涵义。由于当时岭南地区非常动乱，原来的乡村聚落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散居的村落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变成军事性的堡垒，今天还能看到的客家围屋就是当时这些城寨形态的遗存。

这个时候广东的文化也有大的发展，有许多人在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就去参加科举，结果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和学者，如陈白沙、湛若水、方献夫、霍韬、薛侃、林大春、唐伯元、翁万达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士大夫，可能是陈白沙。陈白沙是广东江门白沙乡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被称为“一代大儒”、“岭南第一人”，其在当时学界和思想上的影响，可以与王阳明媲美。

明朝时在海上做长途贸易是违法的，在海上从事贸易的被认为是海盗，但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广东本地两个重要的三角洲的开发，都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动力。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对广东更有直接的影响。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广东商人学会了跟西方人打交道。美洲大陆的发现、白银的开采，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有一条由西班牙人开辟的横跨太平洋的，从墨西哥到吕宋岛的航线，把美洲白银运到吕宋。广东海商从大陆运去大量的日常用品，包括棉花、丝绸、陶瓷等，换回了大量的白银。经济史专家估计自公元1500年一公元1640年间，约有一亿两白银流到中国，其中绝大部分流入广东和福建。到18世纪时，流入的白银大约有四亿两，使得中国的物价温和地上升。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繁荣，清政府在广州开设十三行，并指定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明清之际，清兵与多个南明政权在广东展开拉锯战，从顺治到康熙中期，广东一直处在非常动乱的时期，多个政权并存，政治上的正统性相当混乱。为了建立朝廷可以控制的地方秩序，康熙初年清朝政府下令“迁海”，用军事力量把沿海30-50里的老百姓全部赶到山区，在东部数省沿海地区制造了一条长达几千里的没有合法居住人口的狭长地带。经过8-20年之后，官府才允许沿海百姓回迁到原居住地，但此时村落的形态和内部权力格局的重构，已经是在符合朝廷的意识形态和礼法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了。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广东地方政治的格局和乡村社会形态，是在经历这一次大洗牌后才形成的。

康熙22年以后，清政府开海禁，允许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允许西方商人到中国沿海做买卖，乾隆中期以后更确定了广州“独口通商”的地位。所谓“独口通商”，是指西方商人只能到广州贸易，而中国人自己的贸易船，还是可以在中国沿海各个口岸做生意的。海上贸易的合法化，促进了广东具有出口导向性质的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珠江三角洲的桑基渔塘就是那个时候大量形成的。韩江三角洲则大量种植甘蔗，潮州的食糖远销全国各个口岸。当时广东缺粮严重，政府规定，从国外运大米回来贩卖，可以得到七品至九品顶戴，从事海外贸易成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一条途径。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当时广东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与长江三角洲相媲美。

关于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做如下的小结：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步推进到岭南，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在岭南逐步确立了统治地位；岭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别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是中原主流文化的流，即吸收了原来南粤文化的某些成份，又在对外交流中融合了外来成份，反过来，对中原文化也产生了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