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宋时期，唐朝在岭南设置五个府，其中一个就是广州府，广州府设广州刺史，叫做五府经略使。当时广州刺史地位特别，管理岭南五个府，接着这五府经略使又升格为岭南节度使，集军事、民政、司法权力于一身，管理整个岭南。862年，岭南分成东、西两部，两广分治就从这时候开始，岭南东道治广州，岭南西道治邕州，也就是现在的南宁。那时还不叫没有“两广”的说法，开始有广东、广西的说法，是到了宋朝的事情。宋朝的地方行政分三级：路、州、县，宋朝一立国就建立了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广西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张九龄字子寿，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唐玄宗开元年间尚书丞相，诗人。

广东在唐朝时变化相当大，其中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就是曲江人张九龄。张九龄在716年开大庾岭的通道，从南雄、珠矶巷再上去，在梅关那个地方，传说中用柴把石头烧热，再浇上水，让石头一层层剥开，形成一条山路，使南雄到江西之间有一条可以来往的通道。这个通道改变了整个岭南地区和中央王朝的交通格局。隋朝开了大运河，但只通到长江。现在，沿着长江往西进入鄱阳湖，顺赣江一直南下，到了赣江的尽头，走上几十里山路进入北江的上游，就可以到达岭南。这条路的开辟对密切广东与中原的关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有商业意义。

唐朝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鼎盛的朝代。唐朝的对外贸易相当活跃，除了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外，广州与阿拉伯世界，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印度等等地方，都有着非常活跃的船舶来往，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就有十万多人。唐朝在这个地方成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使。中国第一个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员是在广州出现的。最开始的时候，市舶使是由岭南节度使派人去做的，后来皇帝发现这个地方利润越来越大，就专门派了太监来做市舶使。唐朝时期岭南海外贸易活跃的原因是，大瘐岭商道真正打通了，很多岭北的货物可到岭南来，岭南的货物可以到岭北去。广东这个地方对国家财政的作用，也在唐朝以后逐渐显现出来。

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重修大庾岭路，广州成为唐代市舶贸易的重要口岸，被誉为“天子南库”。

在唐朝和宋朝之间，有一个暂短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北方梁、唐、晋、汉、周五代交替的同时，南方存在着十个割据的政权，即所谓的十国。其中刘姓家族在广东建立起汉朝，因为当时北方也有一个汉朝，因此广东的这一个就被称为南汉，存在时间较短。

宋朝时期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宋朝时期，中国实际上没有统一过，北方有西夏、辽等政权，后来有金，再往后是元，一直有几个政权并存。那些北方政权对宋朝的政治、军事压力有增无减，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也在逐渐南移。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当时关中的渭河流域一带还勉强可以支持中央朝廷那么大的开支。到了宋朝，定都在开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靠近南方财赋重地。宋朝基本上是依靠江南地方的粮米、人力、财物支持朝廷的运作。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和周边地区，在唐朝后期至宋朝时，发展非常迅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金兵南下，南宋把首都定在杭州，政治中心也转移到江南，使整个广东、广西包括福建在朝廷赋税结构中的地位变得重要了许多，当时整个淮河以北的地方已不是南宋的地盘。要支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运作，需要很多的财赋。整个南宋的财政一直处于准军事状态，不是正常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人们常讲中国传统封建王朝重农抑商，这种说法其实对唐朝来说已不太适用，到宋朝、元朝时，就更加不适用。宋、元两代主要的财政收入不是土地税，而是商业的流通税，也包括酒、盐、铁器这些专卖物品的收入。海外贸易的收益，在宋元两代王朝的财政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海外贸易的关系，岭南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位置变得重要起来，当时还比不上福建和江南，但也已是朝廷财赋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现在我们广东最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在唐代以前基本上还是大海，是一片汪洋。从宋朝开始，这些地方的沙田冲积慢慢发展，淤泥开始地慢慢堆积起来。因为当时广东地位重要，宋朝派很多官员到广东任职，其重要的工作就是兴修水利。

宋朝到广东当官的，有两个地方的人特别多，一个是福建人，另一个是四川人。因为福建、四川在宋代时学术非常发达，有闽学、蜀学之称，所以现代就有学者认为，当时朝廷为了提高广东人的文化程度，就派这些地方的人来这里当官。其实，还有另一很特别的原因，相对来说，当时岭南开发还是不够，瘴气很重，很多官员因为不适应而病死，再派新的官员，就有很多人不愿意来。经过长时间观察，朝廷发现原籍福建和四川的官员到了广东以后，基本上不得病，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广东比较接近的缘故，福建人和四川人对广东的瘴气天生有某种免疫力。结果，皇帝专门下旨，指定要多派这两个地方的人来广东当官，因为他们到这里不会得病。

唐宋时期，岭南地区确实来了很多著名的人物，不过，他们到这里来，不是荣升，而是被贬。到这个地方当官是有生命危险的。唐宋两代广东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方来的贬官有很大关系，有些事情是他们直接做的，有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名气大，后人以他们为榜样，跟着他们去做的。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后人尊称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就是这样一位对岭南历史有重要影响的贬官。大家知道，他是唐代的大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南阳人。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25岁中了进士。他尊崇儒家，以儒家正统自居。一生曾经到过广东三次：第一次是10岁的时候，随着被贬为韶州刺史的哥哥到了岭南，结果不到三年，哥哥就病死在任上。第二次是35岁的时候，他自己因为得罪皇帝，被贬为炎州(今阳山)县令，他在此地大约呆了一年。他被贬广东最出书一次，是在52岁的时候，因谏迎佛骨，被皇帝贬至潮州做刺史。他做潮州刺史大约有八个月时间。其实，他非常看不起当地的风俗，给皇帝的《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描述了自己“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的境况，把治下的百姓称为“蛮夷”和“魑魅”，可见他非常地讨厌这个地方。他原来是最反对佛教和各种有关怪力乱神的观念的，可是到了潮州以后，其举止却与其原来的思想截然不同，在潮州所留下的文字，包括《祭鳄鱼文》、《祭大湖神文》、《又祭止雨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又祭大湖神文》和三篇《与大颠师书》。在任八月，似乎他主要的作为就是从各类祭祀活动，并且对潮阳灵山寺的大颠和尚礼遇备至，近乎卑躬屈膝，其态度之谦卑，连后来的许多儒者也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正是韩愈作为一个务实的地方官员最具政治智慧的表现。当时岭南的经济掌握在一些大家族手中，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佛寺、道庵、祠庙为中心，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浓厚宗教色彩的世界里，像韩愈这样的朝廷命官，为了让百姓交税和服役，就只能用当地老百姓接受的方式去做事情。到宋朝时，自诩为韩愈弟子的后辈儒者，提起韩愈与大颠的关系，就感到汗颜，开始想出了许多种徊护的说辞。对韩文公的各种祭祀活动，也尽量忘却，而突出宣扬他在潮州兴学的功业。当时，当地官员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开始把韩愈塑造为来潮州传播中原儒学文化的代表，他们建立了韩文公祠，把恶溪改名为韩江，又把韩江南岸的一座小山命名为韩山，还说韩山上的一棵橡树为韩文公手植，就叫做韩木。韩愈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影响所及，山河易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还有另一个要提到的人，那就是苏东坡。公元1093年苏东坡被贬到英州(今英德)，他一路南下途中，连续接到三次诏令，到岭南时已经被贬得官职全无，安置惠州三年，后来再贬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县)，直到公元1110年才回到江南。苏东坡在岭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学上，他广泛地接触当地的人民，利用和地方官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影响岭南文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包拯，人们俗称他包公，合肥人。他不是贬官，公元1040年到端州做知州，修建过书院，还建设了粮仓。后来因为“包公戏”等因素的影响，在西江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从不收受礼品，离任时把别人送给他的端砚扔到西江等等，他也被塑造为对岭南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象征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