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人民大量南迁，直接推动了广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岭南文化做出种种的归纳：如先进性、开放性、海洋性、商业性等等，但这些特点都不具备唯一性。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不同的人群做事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不言而喻的默契，但这种很难捉摸的感觉，其实是很难用一种精确的理性的概念来表达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13年初广东军政府劝业有奖公债广告中，有这样一段批评话：“我粤商民，却有一种通病，就是只能营小工业，不能建设大工场；能牟本国人之利，不能牟外国人之利。所以利源日绌，生计日就艰难”。类似这样的表达，是否可以视为对广东人传统文化特色的一种描述？这样的描述，无疑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有某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的，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常说，广东人都很喜欢开一个士多，当小老板。但问题是，你敢说这就是广东人的特性?别的地方也有许多小企业家，而广东人还是出了很多像李嘉诚这么大的企业家嘛。所以，一旦试图把日常生活的感觉归纳为理性的简洁的概念，就一定会出现反例，一定包含了错误。差不多以往的研究者归纳出来的岭南文化的特质，都不是广东人独有的习惯。所以，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这里要讲的文化特性，不是轻易就可以用学术的语言概括出来的。

所以我想稍微取巧，换一个角度，从广东近一千多年来的历史是怎么变的，从一些与百姓日常生活更有密切关系的事实，讲讲官府与百姓关系的变化，也许我们从中可以体验到岭南文化的一些特质。前面我们讲得比较多的，还是政府怎样运作，政府怎样收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怎样打交道，等等。如果我们要讲文化特色，就不仅要了解政府，更重要是要讲普通的人怎么过日子的。清朝时，朝廷委派的官员中，最基层的就是县一级的官员，王朝行政架构基本上到县这一级为止。县下面或许还会有几个巡检司，但巡检司的主要职责在治安方面，而且一个巡检司的范围，要比我们后来的人民公社大得多。这个社会的单元是一个一个的村落，村落里面有一群群的人，这些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一个个没有行政官员直接管辖的村落，如何构成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具有文化统一性的国家？也许我们不直接去归纳岭南文化有什么特色，而是想想，在清朝以前这些岭南人怎么样变成中国人，怎么样生活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让他们产生对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同，对地方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通过这套道理，看我们能不能从中明白多一点广东文化的特质。这就是我试图取巧的路径。我的研究有一些人类学的取向，这些年自己也多在这些方面做过努力。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是民间信仰。前面简略地提过，唐宋时期广东的地方社会基本上是以庙宇、庵寺和道观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的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者手上。其实，若认真再想下去，就会发现不仅仅唐宋才是这样的情况。在唐宋以前，乡下人没有什么机会读书，当时没有什么学校，乡下人也不太懂得读书人、文人讲的那套儒学大道理，但是他们还是住在一个一个的村落里面，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的利益可以很大，如跟邻村械斗去争权水源、土地等各种资源；也可以比较小，如与公共卫生有关的问题，粪便和垃圾怎么处理，死了人尸体怎么掩埋之类。必须有一些机制把每一个村落的百姓组织起来。在因为大规模水利系统的修建、维护和使用，需要更大范围的村际协调关系的场合，也需要有适当的机制来建立和维护这种村落之间的联盟。这是社会构成的必然法则，不管这个社会是不是使用文字的社会。所以，我们有兴趣认认真真地把这个问题追下去，结果发现，其实在国家力量真正进入乡村社会之前，乡村基本上是依靠一种宗教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特别是在中国南方，从东南一直到西南，都是如此。做人类学和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发现，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文字和国家的力量进入乡村之前，乡村的组织大多是宗教性的。这就使我们相信，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地域文化特质的缘由。

三山指揭西县河婆镇北面的独山、西南面的明山和东面的巾山。

唐宋时期的皇帝是相当懂得这个道理的。刚才讲到随着宋代的经济重心南移，朝廷逐渐重视南方这一带开发。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呢，其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把南方原来那些土著，我们叫做黎、獠、彝、瑶、苗的那些人，把他们拜的神变成王朝的祀典神。如对广东揭阳河婆(今揭西县城)的三山国王，就是这样做的。三山国王原来就是本地土著的神祇，从流传下来的传说看，应该与某种石头的信仰有关。到了宋朝的时候，宋徽宗给了这个神祇一个封号，称它为明贶三山神。这样以来，原来拜这个所谓“三山神”的土著，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朝廷的编户齐民。

现在看来，宋徽宗好像有某种宗教的狂热，他经常封赠全国各地的神祇，在《宋会要辑稿》中留下了许多这样的记录。其实，这是朝廷扩展自己力量的一种做法。传统国家跟现代国家不一样，是有神论的，其国家意识形态允许这样的做法。宋朝皇帝在把地方神明变成祀典神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有关妈祖的信仰。妈祖不是广东人，而是福建人。根据现存最早的记载，福建中部沿海的湄州湾地方，有叫林默娘的女巫，在当地百姓中很有影响。她最后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死后仍然在地方上有很大影响。后来朝廷的官员注意到这个情况，因为当时漕运的需要，福建生产的粮食要通过海路运到杭州去供应朝廷的需要，就出现了一些神话，讲妈祖多次显灵帮助朝廷送漕粮，还有其他一些帮助朝廷使节出访海外的故事，并以此为理由册封她。以后历代王朝对妈祖都有封赠，从天妃到天后，现在天后又变成海峡两岸和平女神。

唐宋两个朝代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朝廷在南方扩张自己力量的过程，除了把地方的神明册封为祀典神之外，还有另一个做法，就是把中原那边信仰的祀典神在南方推广。潮州有两个叫双忠公的神明，就是唐代名将张巡和许远，因为安史之乱时死守唯阳城，保护了江南的财赋重地，成为历代王朝的祀典神。双忠公的庙宇原在河南睢阳那边，宋代开始引进到潮州，以后历代潮州官员都一直在努力推广双忠公的信仰，一直到明清之际，双忠公才真正在民间被普遍奉祀。

把本地的神变成朝廷的祀典神，与在南方新开发地区推广中原地区原有的符合礼制的信仰形式，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大家拜同样的神，就意味着可能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相同的利益制度，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是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讲到，宋代岭南地方社会基本上在庙宇手上，当时大多数的赋税是通过寺庙去收的，连交通路线的安全，也是通过庙宇去保障的。例如，当时从福建经过汾水关到潮州再到广州的这条驿道，因为韩江三角洲刚开发不久，驿站周围定居的百姓很少，过往官员的供给和安全都颇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要怎么样去保证这条交通线路的安全？很简单，就是由官府出面修驿庵。有点像在欧洲，你看到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个教堂一样，当时岭南的许多聚落就有个庵寺，在驿站修了驿庵，老百姓就开始在这里聚集，整条驿道的供应和安全就是这样得到保障的。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关于宋代驿庵的故事，讲南宋有个奸臣叫做贾士道，事败后被朝廷发配到广东，走到半路时，听说朝廷已经亡于金兵，押送他的壮士叫来虎臣，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把他打死在漳州郊外的木棉庵。为什么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木棉庵？就因为木棉庵是这条驿道上的驿庵，押解犯人要留宿的。这条驿道上的驿庵，一个一个的位置，现在大致上还能考证出来。

总的说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朝廷在岭南是通过一个宗教体系来对乡村社会和老百姓进行统治的，当然，乡村和百姓也就懂的利用民间信仰的力量与官府抗衡。这个民间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时至今日，封建迷信问题还是我们处理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时，不得不面对的比较棘手的问题。民间信仰有着非常长的传统，且有一段时间在朝廷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性。

传统时期也有努力禁止不符合朝廷礼制的民间信仰的皇帝，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反对这一类被称为“淫祀”的做法。朱元璋一开国就建了里甲制，里甲制不但是一个户籍登记和服役管理的制度，也是一套祭祀的制度。里甲制下，每个里要建一个社坛和一个厉坛，规定大家要去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土地公信仰的来源。民间那些没有被朝廷认可的庙宇叫“淫祠”，按规定是要毁掉，所以明朝自始至终在整个华南地区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上的老百姓要捍卫他们的那些庙宇，而地方官员又要毁掉“淫祠”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上的庙宇被毁掉了，但后来大多数庙宇又被重建。朝廷要大家建的那个社坛也被老百姓普遍接受了，后来变成我们现在到处可以看到的土地公。在香港那边，有的土地公还是叫社公，按照原来的制度，有的社坛还是露天的。

近代以后，提倡“现代性”的民国政府，对民间信仰也采取过比较严厉的禁止措施，结果自己处于比历代朝廷更加尴尬和难堪的境地。与历代王朝多少都为民间信仰留下一些合法性空间的做法不同，这类信仰行为在民国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中毫无合法性可言，但民间信仰的传承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不为少数读书人所垄断，总是生生不息。结果，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的不妥协态度，导致自己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也反过来，使自己为社会平衡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行为，失去了合法性理据。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岭南文化传统，一个老百姓因为信仰的理由结合在一起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