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会议代表：
上午好！
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四国和印尼、马来西亚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这一战略提出，是习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在国家改革步入深水区、国际形势进入转折期和历史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蓝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两年来，已经发挥了巨大的牵引作用，由构想向现实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今天，受会议主办方安排，我主要就“当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形势及对涉外企业的影响”谈几点思考与研究体会，主要谈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谈谈关于当前海上丝绸之路安全形势
根据今年3月我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东西两个重点方向，西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东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与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尤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它与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海洋强国战略相契合，顺应了中华民族开发海洋、经济海洋的战略需要。海洋是未来人类资源的接替区，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在键所在，“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强国战略是相辅相承的关系，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其次，它途经我海外投资和能源运输的重点区域，直接影响我国能源和经济安全。据统计，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有30多条海上航线通达世界150个国家的1200多个港口，我对外贸易90%通过海上运输，其中“海上丝绸之路”所经的北非和中东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进口地区，经过这条路线进口的原油占我进口原油总量的66%。再次，它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为世界战略要地，是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地区被称为世界地缘战略的边缘地带，历来是大国竞相争夺的焦点区域，历史上的英法、美苏都曾在此进行了激烈争夺，至今仍是世界大国斗争的焦点区域，地区矛盾相互交织。这种状况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和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总的来看，随着我国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不断发展，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我们既要对国家捍卫海外利益的决心和能力保持信心，同时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也要充分估计。
怎样看待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我想讲四点：
第一，当前海上安全形势是历史上最好时期
主要标志，三个方面：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上安全，实施了有力的宏观筹划与指导
国家已经将海洋作为重要战略方向。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海洋发展战略，出台相关规划、政策；从领导上，建立了有关领导机制，加大了指导力度；从政治外交上，加大了统筹、应对；从建设上，整合了管海力量，加大了投入与协调。
二是，中国军队海空军为主的远程投送力量的建设、发展与运用，为海上方向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从战场准备上，已经由近至远、逐步展开，钓鱼岛常态巡逻，西、南沙加大建设，常态驻守；从兵力行动看，已经实现海军常态化护航行动（08年到现在，已经出动20批，护航855批、6020艘船次），实现陆军常态化维和行动（苏丹、利比里亚等），实现海空军常态化参加重大国际灾难救助等活动（马航飞机、菲律宾台风等），成功实施多次撤侨（利比亚、也门等）、护送化武行动（利比亚等）；从装备发展看，各军兵种遂行海外行动力量都有长足发展，海军大型军舰、登陆舰、综合补给舰、医院船、训练舰，空军大型运输机、预警机，陆军两栖轮式运兵车等；从保障机制看，海上补给与码头，空中航线与通信导航保障等都在不断建立、完善。
三是，我国的国际地位、处突机制、民间交往等，都为海上安全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结论，“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我们拓展海外发展，指明了总体目标、方向与道路，是作为国策来推动、来开展的，作为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有国家做后盾。
第二，当前海上安全形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主要表现，四个方面：
一是美国海上方向加紧对我进行战略围堵，是引发我海上方向各种复杂矛盾的总根源
近年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条约”，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海空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的发展崛起。美继2010年发布“空海一体战”后，2012年又提出了“离岸控制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军力提升，为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战争，采取岛链包围和远距离封锁的战略，利用美国在第一岛链以外的海空军事优势，在大多数中国军事力量不能到达的区域布控军力，并将联合使用空中、海上、地面以及租借来的商用平台，拦截和劫持大型集装箱船，以打击中国经济。由于美国的对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和选边站队，怂恿一些国家利用地区矛盾与我为敌，导致我周边安全问题和矛盾不断激化，海上安全问题不断升温。可以说，美国对我的战略遏制和防范是我海上方向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是地区大国对我走向海洋存有敌意，对我从海上方向进行制衡和牵制
首先，是日本对我从海上构成的威胁。日本安倍政府近年来加紧修改和平宪法，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右倾化日益加剧，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大力发展“日向”级航母、宙斯盾驱逐舰、苍龙级潜艇、P—1反潜机等先进武器装备，军事实力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钓鱼岛问题的升温，日本不断加强针对我的战备建设，加强西南方向布防的监控，与美国开展以登岛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演习，以我为假想敌的企图日益明显。日还在南海、东海等周边问题上进行搅局，拉拢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家与我为敌，企图牵制我走向海洋的步伐。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大力向海外发展，日自2011年起就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外军事基地，根据媒体报道，日2015年还将加大对该基地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将其建设成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
其次，是印度对我从海上的牵制。印度是有着浓厚大国情结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实力的增强，印度不甘心于地区大国的角色，把“立足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等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全方位调整军事战略，将军事战略的重点由陆地为主转向陆海并重，积极向中亚、西亚地区渗透军事力量，力争在大国角逐中抢得一席之地。印度将印度洋及其周边视为本国的势力范围，对我在印度洋的活动高度警惕。据反应，我地方公司协助斯里兰建设港口设施，就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近年来，印着眼“东方海洋”战略，致力于建设一支既能控制印度洋又能远征太平洋的“蓝水海军”，活动范围向东扩大到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向西扩展至红海、苏伊士运河，向南延伸至印度洋最南端。印度还在安达曼群岛设立东方司令部以扼守印度洋，频繁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演习内容越来越具有攻击性。这些都增加了印度洋和“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安全的不确定性。
三是周边地区矛盾和热点问题频发，导致我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环境严峻复杂
“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同时也是民族矛盾突出、局部战争和热点高度集中的地区。首先，是我与周边国家海上争端日趋激烈。中日钓鱼岛争端、东海划界争端、南沙岛屿争端等问题持续升温，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采取进攻性态势，挑战我忍耐底线，推动地区局势不断升温。为加强对海洋的争夺，各国纷纷加强海军建设，推动了地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据统计，亚洲军费继2012年首超欧盟后，2013年达到3200多亿美元，较2010年增加23％，占全球军费约20％。其次，周边地区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在东南亚，我传统友好国家缅甸局势持续动荡，与美国关系十分微妙，直接关系到我周边安全稳定，成为影响我东南方向战略通道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南亚，印巴矛盾长期持续，阿富汗安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随着美军撤出重新抬头，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中东，由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伊核问题、巴以问题、伊拉克等热点问题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伊斯兰国（ISIS）恐怖组织异军突起，占领了伊拉克境内大片地区，威胁伊石油产地安全。再是，颜色革命有继续蔓延趋势。近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埃及等国家率先发生了“颜色革命”，先后推翻了4个国家政权，叙利亚、约旦等国也爆发了内乱或冲突。近年来，美企图将颜色革命引向其他地区，导致其不断向周边蔓延，甚至影响到了我国香港。美国幕后推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既有有扶植亲美政权为本国利益服务的考量，又不排除搞乱我能源产地和投资目的地、为中国发展设障的图谋。
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地区安全产生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
除了传统安全威胁之外，海盗和海上犯罪、海上自然灾害、海上重大安全事故、海外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成为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因素。一是海盗活动。“世界5大恐怖海域”中有4个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周边。21世纪以来，亚丁湾海域成为世界海盗活动最集中的海域，2008年中国共有1300多艘次商船通过亚丁湾海域，其中有20%受到海盗袭击，7艘被劫持。二是海上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虽然不如海盗影响显著，但其潜在威胁不可忽视。以世界上最重要的马六甲海峡为例，其航道最浅处只有20米左右，可用航道宽仅几公里，如果恐怖分子劫持商船并使其下沉阻塞航道，后果将不堪设想。三是海上自然灾害。随着世界气候变化，我周边地区成为自然灾害的高发区，海啸、台风、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四是重大海空安全事故。去年以来发生的MH370等一系列空难和海难事件，对地区安全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性影响，未来重大安全事故很可能超越事故本身，成为影响地区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五是重大海外疫情。2003年我国发生的SARS、去年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今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均证明了重大疫情也是衡量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
第三、我涉外企业在海外发展将可能面临的影响不容忽视
当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四点：
一是，潜在局部战争和冲突对我涉外企业构成的威胁不能排除。在全球一体化、国家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下，大国之间全面军事对抗几乎可以排除。但是，地区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局部对抗和冲突的危险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中美两国际地位此消彼长、美主导性地位面临威胁的条件下，不能排除美国利用地区矛盾我进行遏制和牵制，不能排除个别国家利用中美矛盾拉我下水，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倚美反华铤走险从中渔利。一旦我周边发生地区冲突或危机，我海外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就可能暂时受阻，我涉外企业将面临重大损失，海外交通线很有可能成为敌对国家或势力攻击的目标。美国“离岸控制”战略的核心就是，随着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对中国本土实施打击风险越来越大，而同与地区盟友合作，对中国商船等非军事装备进行打击才是最为有效和实用的手段。这样能够封锁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进口和工业出口，阻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迫使中国接受教训从而放弃作战。此外，我与日、印等国发生冲突或危机时，我海上交通线、海上设施等也有可能成为它们对我进行攻击和牵制的目标。日本海上自卫队遂行“保卫东南和西南1000公里海上交通线”的战略，这两条交通线在地理位置上与我“海上丝绸之路”西线和东线相吻合，一旦我与日发生冲突，我“海上丝绸之路”可能面临其军事威胁。
二是，个别国家局势动荡可能导致我涉外企业人员或财产损失不能低估。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国家是我海外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这些国家国内动荡已经成为影响我海外投资和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具体影响有三个层面：一是我海外企业投资可能成为其国内斗争的牺牲品。如，我在苏丹的投资、中缅铁路搁浅和莱比塘铜矿纠纷，都渗透着所在国国内斗争的因素。二是我海外投资可能因战乱危险而遭受直接损失。我在海外开展项目的往往都是基建、资源开发等大型项目，石油钻探、工程建设等大型设备居多，一旦遇到所在国发生战乱，大部分固定设施和大型设施难以迅速撤出，面临被遗弃的风险。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造成我185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损失，其中很大部分是固定设施和投资的损失。三是我海外企业人员面临的人身危险。少数国家发生战乱后，由于我企业员工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较大，容易受到战乱伤害。近年来，我因有关国家发生国内动乱而被迫撤离侨民的人数和次数呈上升趋势。继2011年我从利比亚撤出3万多海外公民之后，今年我又从也门撤出512名人员。
三是，恐怖主义活动对我涉外企业人员构成的威胁不断上升。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境外企业数量已经达到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海外劳务人员大约有400万人，相当部分工作于中东、非洲等相对动荡的高危险国家，以从事建筑等行业领域的工程作业为主，大多服务于中石油、中石化、中铁建、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国企，经常成为武装分子的目标，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近年来发生的中国公民在海外被绑架或枪杀的重大案例包括：2007年4月24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设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地区的项目组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并抢劫。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2008年10月1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部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5人死亡，4人获救。2012年1月28日，中国中水电公司的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的工地被反政府武装劫持；2013年，中国两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遭到塔利班组织枪杀；2014年，中水电16局在喀麦隆极北大区的项目营地遭到非洲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袭击，10被绑架，1人重伤，10辆车被劫持。
四是，各类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对我企业的影响不应小看。随着自然灾害的不断增多，我海外企业和人员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在2010年1月发生的海地地震中，就有8名中国维和警察牺牲。此外，海空安全事故也成为影响我海外企业和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去年发生的MH370失联客机中，就包括154名中国乘客。未来伴随着我企业走出去，我民航、海运等企业开辟的海外航线将日益增多，其中的安全因素必须充分予以考虑。
第四，我海上安全形势有向更好方向发展的机遇与可能
和平、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合作共赢，互利共赢是主要方向；推动、建设、经营与斗争，为海上安全形势创造机遇，提供可能。
第二部分，关于涉外企业安全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性战略，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总体战略规划，涉及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这一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安全问题是先决条件。为此，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必须把海外利益的保护作为重中之重突出出来，做好充分准备，有效维护我国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我想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谈点思考。
从宏观层面，即在高层要考虑：
一是要以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为后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海上强国崛起，都离不开两大因素，一是发达的海外贸易及海运，二是强大的海上力量。海外贸易是获取国家财富的手段，并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为海外利益的拓展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和支撑，没有军事力量保护海外贸易就不能持久。为此，必须着眼维护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的需要，全面提高海军远海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发展航母、两栖登陆舰、大型驱逐舰等武器装备，不断增强远海机动作战、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形成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为我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强的后盾和实力支撑。
二是建立海外利益应急联合保护机制。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涉及驻外使领馆、军队、中资企业和驻外机构以及个人多个方面的行动，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必须多个部门联动和密切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这就要求在国家层面建立融外交、军事、商务、交通、企业等各个部门为一体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形成各方联动、相互配合的局面，有效维护我海外利益。今年3月份我实施的也门撤侨行动就是一个多方联合行动的很好案例。事件发生后，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向国内提出撤侨的建议，并立刻制定了撤侨方案，召集分散在也门十几个地区的中国公民陆续向最主要两座城市——首都萨那市和南部亚丁市集结，并抵达亚丁港和荷台达港。商务部经商处则紧急召开在也中资企业负责人会议，公布撤离时间路线，详细说明撤离途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要求企业服从使馆安排，做到统一、安全、有序撤离。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中国海军护航舰艇编队，接到上级命令后，迅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驶向人员集结港口。而在撤侨的中转站吉布提，中国驻吉使馆在接到撤侨任务后，立即与吉外交部沟通，接洽国务部、出入境机构、安全部、警署等部门，要求他们全力配合，确保撤入中国公民安全，为他们的出入境提供便利。可以说，此次行动是使领馆、军队以及商务部门多方联动典型案例。下一步应充分总结此次行动的联动经验，将这些经验固化为海外利益应急联合保护机制。
三是提高涉外企业风险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如，建立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机制，预先对海外投资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以便慎重决策；建立海外投资地区的危险等级预告制度，由国家外交和商务部门定期分析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对高等级安全风险地区的企业进行预告；建立海外企业应对各对风险的方案预案，以有效应对各类可能发生的风险；引导成立海外安保公司，在国内招募退伍军人加入，经过专门的安保训练，为海外企业提供海外安保服务；加强海外企业人员的相关培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等等。
四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国角力是国际政治的内涵，但大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为此，我们必须把合作作为谋求安全的重要手段，为我经济和军事力量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要加强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以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契机，加强与美国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保持两国之间畅通的对话渠道，双方在重大国际事务上达成战略默契，防止中美两个大国被小国绑架。二是加强与俄罗斯、印度、欧洲以及重要支点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通过高层互访、战略磋商、专业技术交流、军舰互访、军事教育、联演联训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提高防务合作的水平，为我海上安全提供更大的转寰空间。三是加强多边对话与合作。目前，我周边已建立起东盟地区论坛、10+8防长会、香格里拉对话会、西太海军论坛、印度洋海军论坛等多个安全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涉及抢险救灾、海上安全、维和、军事医学、人道救援、联合演练等多个传统领域。通过这些方面的多边交流，对于增进国家间战略互信、避免猜疑误判、维护和平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微观层面，即涉外企业要考虑：
一是，要强化安全评估，把掌握、控制安全风险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来抓。一个项目，干不干、投不投资、派不派人，要看风险高低；尽量远离风险大的地区，靠近风险小的地区，靠近便于取得救援、撤离的地区。
二是，与使、领馆建立可靠联系并及时听取指导，有条件要与驻地国政府、军队建立可靠关系，取得支持保护。切记有事无事多联系；切记融入驻地国，建立良好关系。
三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安控机制。完善有关安全处置预案，进行有关安全训练，建立或聘请安保队伍与人员。
总之，构建丝绸之路需要战略运筹，需要精心设计和缜密操作，更需要稳定和谐的安全环境。安全环境要靠我们去营造，风险要靠我们去规避，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景可期可待。
我的几点思考就到这里，受占有资料与研究深度影响，肯定有不当与不周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耽误大家时间，谢谢！
（作者系海军原副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