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闇公：“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杨闇公是四川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杨闇公迅速召集党团负责人会议，安排四川地区组织，疏散和转移干部。4月4日，他和夫人赵宗楷准备去武汉向中央汇报，途中不幸被捕。他在与夫人诀别时说：“宗楷，不要怕，也不要难过，报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孩子长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在全中国实现的！” 杨闇公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6日，临刑前的他面无惧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震惧，割其舌、断其手、剜其目，最后他身中三弹，壮烈牺牲于浮图关，以生命践行了“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人生格言！（关悦）

1926年2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杨闇公被选为书记。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10人，按照中央的要求开了一个批评会，这次会议由杨闇公主持召开。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判断，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难得完整保存至今的一次早期民主生活会记录。

●中共党员杨洵给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决定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

杨洵是一名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可是，1925年7月当他受党安排返回重庆，在党的据点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工作后，近半年却一再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倔强，杨洵关心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以长信回复，有怀疑之意；国立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发动学潮，童庸生坚决反对杨洵提出的停止运动的意见；童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学校教职员事务；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常常不采纳杨洵的意见，又要求他不能只关心中法学校事务，让他担任不恰当的职位；党的宣传资料不知怎么又寄到中法学校，使这个据点有暴露之嫌……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杨洵认为，眼下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受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与其和临时负责人曾净吾纠缠不清，不如报告中央。

●中央对杨洵的来信高度重视，随即专门召集杨闇公、童庸生，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收到杨洵的来信后，高度重视。不过，中央更为关切的是重庆党、团的团结。适逢杨闇公、童庸生在广州会议结束后来到上海，中央随即专门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杨洵给中央写信反映问题一事，此时的杨闇公、童庸生真是一头雾水。他们刚刚带着一身的疲惫离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哪知居然从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的严肃批评……

说起来，童庸生也有些冤枉。例如，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之事，因经办同志延误，加之报社要价较贵，延迟了两天登出，这本与他无关，谁料杨洵产生误解，还来信质询，童庸生才写长信要杨洵尊重客观事实；女师学潮兴起，如不参加，必定失去青年，怎么可以制止；组织事务繁多，希望杨洵多承担工作，有何不可……其实，童庸生反倒是对杨洵不愿意担当临时负责人、推诿工作的做法有看法。

不过，杨洵反映的有一件事，童庸生确实不冤——他实在是性格要强。童庸生是在共产党员王右木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可是成都地方团在1922年10月初创后，身为书记的童庸生就与团的指导者王右木发生矛盾。而后童庸生居然离开成都，转赴重庆建青年团，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还严厉指责王右木。杨洵受不了童庸生的性格，倒也不令人奇怪。

●为解决问题，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10人，按照中央的要求开了一个批评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央的办法就是一个：开会！目的：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同志向前进。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10人，按照中央的要求开了一个批评会。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仅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详细陈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10个不适问题和对童庸生的误会，同时也抱怨道：自己给中央写信贡献意见，却被中央认为“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以后要负一部分实际工作”，实在是难以接受。童庸生则一如既往，把相关情况一一陈述，言下之意对杨洵极为不满。

意外的是，参会的同志逐一发言，言辞庄严，陈述事实之余，一字一句见血见肉，根本没有什么童庸生是重庆党团的创始人、杨洵是老党员的顾虑。“这次全是他（庸生）的态度不好惹出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平时对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次的误会，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团后，态度上不十分好……对地委生出许多误会来，全是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发生的”；“庸生个性甚强，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故很容易引起误会和表示操切的事出来……”面对同志们的批评，杨洵、童庸生更多地则是一再回答并接受批评。

●杨闇公虽然非常认可童庸生，但在主持会议时却始终不偏不倚

当杨闇公要求双方互相批评之时，杨洵希望童庸生改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意改正中央同志和大家指出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关系和选择工作的毛病。

时光流逝，我们已无法得知杨闇公对童庸生、杨洵两人的评价，但证之于史实，杨闇公其实一直非常认可童庸生。1924年5月，杨闇公遇到童庸生，长谈之后，“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我们的结合，乃精神上的真结合，是由于志同道合”。然而，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却始终不偏不倚，从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人发言完毕之时，他客观总结童、杨二人缺点，并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强调道：“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的，不应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杨“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这样的党内批评会可谓成效显著。童、杨二人由此化解了矛盾，放下了包袱。经过这次批评会的四川党团组织，则以更加团结、更富战斗力的工作姿态受到中央的赞誉。细读会议记录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生活如此源远流长。主持人程序严明，争议双方辩事实、讲道理，参与者公正严谨，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争议双方坦然接受。从中也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是多么重视团结问题，在收到杨洵的信后，党、团中央领导就召集杨闇公、童庸生谈话，指出开会解决分歧的方案，态度严肃，要求具体，真是把党组织的团结视为生命。（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叶纪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