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时值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本报邀请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阴法唐同志和妻子李国柱共同撰写回忆文章，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进军西藏的艰苦与辉煌。
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
敦促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在确定进军西藏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提出关于解放西藏的四项谈判条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
5月17日，中央同意西南局拟定的四项谈判条件，并指出：“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要求以四条为基础，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的若干条款。据此精神，西南局迅即研究拟定了十项条款报告中央。中央于5月底批复同意。接着，通过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渠道，采用广播、同西藏地方官员接触、通信、派人劝和等多种方式，向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50年5月开始，用藏语向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上层人士广播，使他们尽快了解中央人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并请在西藏上层中有很大影响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呼吁达赖派代表赴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不要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
通过各种渠道建立接触
进藏部队一进入西康藏区和金沙江畔，立即向西康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在1936年红军长征路经甘孜等地时，当地人民曾建立了“博巴苏维埃政府”，当时曾在其中担任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担任部长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商邦达多吉等人，都表示赞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愿意像当年支持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解放军进藏。夏格刀登向其在藏军中的朋友、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吴忠和天宝给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及牟霞代本写信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凌，造成人民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告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的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邦达多吉有庄园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诉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还向在昌都的朋友进行了宣传。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驻外使馆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接触，表明中央的态度，宣传中央对西藏的政策。1950年4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接见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向他们说明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和方针，赠送《共同纲领》，宣传民族政策，要他们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前提下，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和代办申健，几次敦促他们赴京谈判，不要延长时间。
和平解放受阻
西南局、西北局还多次派人入藏劝和。1950年2月，西南局派出同西藏上层有广泛联系的志清法师（也称密悟大师），赴藏劝说达赖同中央谈判，受阻于金沙江畔。同年5月，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达赖长兄晋美诺布），副团长为青海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代表团进至西藏聂荣宗境，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夏日仓、先灵活佛的活动受到限制。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洛桑丹增活佛自愿申请到拉萨，劝说达赖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藏。格达活佛一行于1950年7月4日离开甘孜白利寺出发后，沿途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后，立即向昌都总管拉鲁噶伦说明来意，并给拉萨的朋友写信，表示即将去拉萨促成和谈。不料，拉萨当局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授意昌都总管，既不准格达活佛前往拉萨，也不准他返回甘孜，将他扣留近一个月。8月22日，这位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呼号的活佛，竟不幸遇害身亡。
为了对抗解放军进藏，西藏当局还大力扩军备战，藏军由原来的10个代本（相当团）扩充为16个代本，并动员了大批民兵和僧兵，由藏军司令率领的一批官兵到印度驻江孜兵营接受军事技术训练。还设立了由噶伦亲自主管的军饷局，向人民额外征收军粮。在拉萨、昌都等地建立电台，用藏语、汉语和英语向世界广播，进行分裂祖国和反共的宣传。他们还将藏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昌都、那曲、丁青及金沙江西岸一线，决心堵死和谈大门，以兵戎相见，阻止我军于金沙江以东，造成军事较量已不可避免的严峻形势。解放军不得不以战求和，被迫发动昌都战役。
充满艰辛苦涩的进军
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进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进军途中，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同饥饿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作斗争。可以说，累、饿（有时每人每天只能吃四两代食粉，甚至采野菜或以野物充饥，在有条件的地方采购少量芫根或其他食品补充）、高原反应是进军途中最大的困难，广大指战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
从甘孜至拉萨间的1600公里（昌都至拉萨1100公里），穿过青藏高原由北向南走向的横断山脉，山高河多，风雪无常，高寒缺氧，仅海拔5000米左右的大雪山就有10多座（其中号称“天下第一山”的丹达山在6000米以上），澜沧江、怒江等急流冰河有十余条。在平时行走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却要肩负平均达70斤的负荷行军，有的则重达100斤，即便是体弱的女兵也要负重50多斤。军直部队在翻越海拔近6000米、山上积雪二尺多厚、严重缺氧的冷拉山时，人、马、驮骡在冰雪陡坡上向下滑行两公里多，2/3的官兵口鼻流血，1200余匹骡马多数倒毙，其中6名官兵在此献出了生命。从新疆进军的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三连）在通过大片无人区，艰难跋涉千余里后，于1950年10月进至阿里地区。这里海拔4500米，一年中有半年多时间冰封雪地，严寒缺氧。为了在此站稳脚跟，三连官兵在后方供应跟不上、缺医少药、病饿交加的情况下，以牺牲56名官兵的惨重代价，在此坚持了一个冬春。从青海进军的十八军独立支队，在越过巴颜喀喇山麓后，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上行军。由于驮载过重，草料不足，沿途骡马陆续倒毙500余匹，仅在抢渡洪水下泄的通天河时，就有150匹骡马被湍急的洪水冲走、淹死，并有数名官兵在渡河时牺牲。
从云南方向进军的一二六团官兵，行进在“一山有四季”、“一日有四季”的横断山区，翻越伯舒拉等高山，跨过怒江等激流，同样经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筑路部队（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排除各种艰险，为加快公路向拉萨延伸的速度，为我军在西藏站稳脚跟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血的代价。仅修筑康藏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人光荣牺牲，在中国公路建设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西南军区抽调了六个工兵团，十八军三个团和四个营及军直有关单位18000人，与西南公路工程大队等单位投入施工。修路部队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差的困难，奋战四个半月，战胜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于1950年8月26日通车甘孜。享誉全国的《歌唱二郎山》，就是一支反映修路部队打通二郎山英雄业绩的歌曲。
与此同时，新疆独立骑兵师及一个骆驼团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修筑由于田经普络入藏的公路200公里。青海第一军修筑自西宁到黄河沿的公路近500公里。
进军是充满艰辛苦涩的，胜利则是令人喜悦的。进军西藏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解放战争的结束，也使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不仅标志着西藏“有边无防”的历史终结，而且使西藏人民近百年受外敌欺凌和奴役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史无前例的进军准备
大凡较大的军事行动，都需要一定的准备工作，但像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那么复杂、用时那么多，实属少见。
这时我初任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委（原政委已调军里工作）、师党委副书记，以后代理党委书记，深知进军准备的难度。部队从接受任务到主力出动，虽然上下日夜忙碌，仍用了七个多月才基本完成。包括思想、组织、政策和适应高原行军作战与生活的训练，创造在藏区开展工作的条件及吃穿住行（包括修路、飞机空投）和想到的、可能办到的高原特需物资准备等。
“政治重于军事”
为适应高原长途跋涉的需要，部队开展了生活高原化的训练，练习负重行军（战士自动地背石头、腿上绑沙袋等）、野营野炊和学习藏文等活动。为增强战斗力，除加强武器弹药和其他力量外，还接收了一大批新成员，包括二野其他单位调来的和自动要求进藏的专业人员、学员、学生等（其中有女同志一二百人）共14000多人。
西藏是一个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突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也很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从中央、西南局到进藏部队，都十分重视对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西藏工委和十八军党委成立了政策研究室，除抽调一些师团干部参加外，还吸收了一批懂得藏文、熟悉西藏情况的教授、专家，进行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政策执行意见，很快写出了《西藏社会各阶层对我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注意和准备事项》等一批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对帮助上级领导部门掌握康藏情况、制定政策和对部队宣传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具体了解兵要地志、社会情况，准备政策意见，开展宣传、统战工作，筹备粮柴等，十八军先后从1950年2月至7月，派出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等实施统一领导的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及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西康藏族，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参加红军北上。熟悉西康藏族情况和藏族的历史、民风、民俗，对开展藏区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率领的进甘孜、邓柯的北路先遣部队一五四团，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的进巴塘的南路先遣部队一五七团。巴塘、康定等地一大批藏族知识青年在党组织的帮助和部队的召唤下，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参加了十八军。
为配合十八军进藏，西北野战军彭总决定由一军组建一支600人的精干的骑兵支队（后称青海骑兵支队，简称“青海骑支”），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驻新疆的第二军组建的独立骑兵师，5月进驻南疆于田地区。云南进藏的十四军一二六团，4月初在丽江地区集结待命。
“补给重于战斗”
毛泽东从西藏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体恤藏族人民的疾苦，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由于西藏远离内地，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运输补给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紧迫的任务。为此，朱德致函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藏部队的供给问题乃至使用银圆组织采购，种粮种菜，改善伙食等都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领导机关在“政治动员令”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做到“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刘伯承、贺龙亲自策划和指挥支援工作。
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为司令员，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为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突击抢修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在川西地区迅速征集了大批粮食，从全国各地采购、定制了包括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鞋、皮手套和饼干、罐头、代食粉、蛋黄腊、固体燃料以及帐篷、防潮雨布、草盔、风镜等一批适用于高原环境的军需给养物品，补充了一批比较轻便的武器和驮运的骡马。
在运输补给中，西南军区抽调汽车850多辆、骡马3300多匹，组成四个汽车团、四个辎重团，在川藏线上接力运输。公路修到哪里，运输就跟到哪里；部队走到哪里，物资就送到哪里。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车运，没有公路的地方用骡马、牦牛驮运。河水拦路，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资送过河。大渡河两岸公路已通而大桥未架好，运输兵就把汽车拆卸装船送到对岸，再组装起来运输。人民空军为了空投物资，支援前线，在各方面条件都差的情况下，王洪智机组经过数十次试飞，于1950年5月7日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区”，在甘孜、邓柯等地实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车部队共运送物资35000吨，空军空投物资900余吨。
全国各地，特别是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均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进军西藏。北京、天津、上海、东北等地赶制各种进军用具和物品。川西为支援十八军进藏，各县都成立了支援委员会。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有十万头以上牦牛参加经常性的运输。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四个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六万多头，驮运物资26万驮。
在运输补给中，出现了无数动人事迹。甘孜和玉隆大头人夏格刀登等筹粮15万多公斤。德格女运输队员曲美巴珍，用自己的两头牦牛、一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段上，驮运物资100多次。遇到雨雪天，她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盖住驮子，保护运送的物资，被誉为支前模范。西康省人民政府授给她“支援模范，藏族之光”的锦旗。云南西部的大理、丽江、保山三个地区的30多个县的群众，踊跃参加修路、运输、建造营房。保山地区由县长、区长、干部带队组织运输。青海玉树地区的运输队，调集了4000多头驮畜，把物资从黄河沿运送到玉树、囊谦等地，保障部队供给。新疆于田地方政府组织了由900多名民工、4500多头毛驴组成的九个运输大队，为进藏部队驮运粮食、马料和各种军用物资。
（本版阴法唐文章摘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编辑《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刊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叶纪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