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杨逸现住在华东医院，图为她为抗战胜利70周年题词“牢记 历史，珍爱和平”。李晔 摄
抗战胜利70周年了，在华东医院养病的92岁高龄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宋庆龄首任秘书杨逸犹记烽火岁月。
难忘1938年至1945年，作为小难民的她，肩负重任，重返被日军蹂躏践踏的家乡宝山，撒播革命火种，发展进步力量，党的事业在隐蔽战线发展得轰轰烈烈；
难忘战友。一大批在难民所、在日寇轰炸中迸发出抗日觉悟的人，忘我投入——
陆亚雄与弟妹，就是在季家桥等候摆渡时，在杨逸家开的小酒店歇脚，由此接受党的熏陶，兄妹三人，后来皆投身革命；与杨逸同村同辈的杨月仙，以教书身份为掩护，传播革命理念，且不惜“将就”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医生徐国璋，暗中掌握并准确输送大量敌情，而胜利终于到来时，他却未及庆祝，与战友们阴阳两隔；更有杨逸自己的父母，为党摸清敌军水路等等。
哪一桩，不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还有周克、丁瑜、诸敏、金进、孙彬斐……太多名字需要铭记，他们无论是党员还是爱国群众，都是可爱可敬的战友。
宝山，曾是历经苦难被焚烧了的焦土，却又是经过苦斗、培养出成批优秀革命战士的红色沃土。
马路上找到共产党
不足15岁，杨逸靠“盯梢”，寻到了心心念念的共产党。
遥想当年，父亲在吴淞镇做泥水工，于国立劳动大学后门搭草屋为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将中国人民的怒火、爱国激情与抗日决心统统点燃。当时，“劳大”进步学生宣传共产党好，抗日救国，帮助穷人，学校大礼堂内，宝山地区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着《放下你的鞭子》，学唱《松花江上》，拳头紧握，群情激昂。而近水楼台的杨逸一家，早已当仁不让执行着由进步学生交代的各种接待任务。共产党，就此在两代人心中扎了根。
杨逸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是小学老师顾宗穆。顾宗穆与甘泉小学黄绍宗、察司庙小学严长治三人，当年就读宝山师范时就已加入共产党，后因国民党捉杀，才与党组织失联。顾老师教书时，常面露不甘，说苏州西面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杨逸心向往之。她恨侵略者恨得牙痒痒，“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她在宝山庙行的祖宅被日军烧毁；1937年“八·一三”事变，宝山再受重创，全家逃难至大世界难民收容所。难以忍受，自宝山去市区，经日军几道关卡，道道须低头哈腰，姑娘脸上还要抹锅底灰。待检查完，日本兵步枪一挥，用日语喝道：你滚吧！惨不忍睹，大世界外聚集着的大量逃难者，被飞机流弹击中，死伤无数。杨逸家又被迫搬至南京西路一别墅底楼小间住下。此时，她再次想起顾宗穆老师关于“共产党爱国抗日”的教诲，随即萌生了寻找共产党参加游击队的念头。
可是，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呢？她留意到，自己所住屋子斜对面一幢小洋房内有位女青年，大眼睛，人端正，貌似大学生。小杨逸决心“盯梢”，发现这小洋房是大慈难民收容所。第三回跟踪，杨逸眼看着女青年走到洋房门口，大着胆子拉住她衣服。
女青年其实早就发现有人尾随，转头问：“干什么？”
“我要跟你进去！”
女青年又问：“你识字吗？”
杨逸答：“念过初一的书。”
女青年将杨逸带进屋，拿出纸笔，要她写字。杨逸有志气，当场写下8个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女青年看后笑了：“那你留下吧！来当小先生。”
没想到，这位女青年丁瑜，竟真是共产党员。她来自中共江苏省委专门成立的难民工作委员会（“难委”），负责在难民中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展和培养中共党员。
于是杨逸这位“小先生”，夜里到申新工人夜校当老师，白天则在难民收容所里参演话剧、进行歌咏抗日宣传。第二年，15岁的杨逸，由共产党人张巩、丁瑜作为介绍人，正式入党。杨逸永远不会忘记，庄严的入党仪式是在大慈难民收容所仓库中进行的，红布作旗，镰刀、锤头画在火柴盒上，张巩同志主持宣誓，她说一句，杨逸就跟一句。
小酒店小学当据点
但杨逸始终想扛枪打鬼子。
入党没多久，她竟擅自行动，跟随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几位青年，自十六铺码头坐船至常熟浒浦，去找“民抗”，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自卫队。在常熟，杨逸学救护、搞筹粮、动员青年参军，怎奈深秋肺结核病犯，她吐血不止，“民抗”司令员任天石劝杨逸回沪治疗。杨逸一到上海，赶紧回大慈难民收容所找组织“请罪”，却未见到丁瑜，只能回宝山。不料仅隔了一天，丁瑜步行了6公里泥路，专门来宝山找杨逸。
丁瑜对杨逸说：“你家乡是战略要地，让你父亲去吴淞张华浜找工作，你在季家桥办小酒店打掩护，广交朋友。不去民抗，你照样能抗日！”
时年，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上海市区和外县之间建立中间革命地带，作为市区与外县游击区之间的联结带，为此专门从“难委”中抽调力量，建立近郊区工作委员会，即“近委”，由省委干事钱伯荪担任书记，周克（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为副书记，丁瑜为委员。此后，先后约40位地下党员陆续进入宝山及其他郊区，在隐蔽战线开拓党的事业。
而15岁的农村姑娘杨逸，不知在日寇军事或半军事管制的近郊，要打开局面、建立革命据点是何等危险与困难，她唯有一股坚决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即刻行动，母女俩立马动员当时已在上海浦东德士古公司做工的父亲回乡。父亲杨桂林起初有顾虑，“张华浜能有工做？”但杨逸母亲只说：“那是张先生（张巩）、丁先生（丁瑜）的意思。”仅这一句话，杨桂林没有二话，辞工回乡。
选址就在宝山蕰藻浜季家桥北堍。此地南通江湾、上海，北达杨行、新兴、罗店镇与嘉定，东通吴淞，西南是沪太路，位置重要。因战争桥断，蕰藻浜靠船摆渡。浜上，日军小汽艇天天巡视。浜南，一所日伪清乡检问所，日日盘查南来北往的过路人。
以小酒店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比单纯的农村家庭来得更隐蔽，广交朋友不惹眼。小酒店大门八字开，进门都是客，不仅有当地农民兄弟、方方面面的势力人物，也包括土匪头目和清乡检问所人员。杨逸一家，备上烟茶点心，嘻哈一番，陪打麻将，套话打探，暗斗斡旋，日日面临考验。
从中，杨逸还要发现、拉拢和发展进步分子。靠着小酒店，她率先结识了进步青年陆亚雄。陆亚雄是杨行镇人，当时与一帮男青年一同做生意，经常要去上海进货，而季家桥摆渡是必经之路。等待摆渡时，陆亚雄常要去小酒店歇脚，杨逸眼见这青年有激情，便悄悄拿出《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文字法宝，装作不经意地向陆亚雄灌输几句。一“搭脉”，才知他不仅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而且对共产党有着执着信念。
时逢日伪清乡，宝山杨行将设镇长。杨逸便与陆亚雄及其他进步青年一同商量，无论如何要确保这位镇长“身在曹营心在汉”。陆亚雄本就是杨行镇人，熟门熟路，他反复研究，提议镇上名医张炳辰。经多番动员，张医生本人同意，又由陆亚雄设法上报宝山县府，批准张上任。这位名医镇长果然“白皮红心”，不仅向百姓开出通行证，方便百姓交通，而且当日伪向百姓征粮征款时，由张医生本人承担。
这小酒店，还潜移默化向同胞们渗透抗日思想。杨逸至今记得小陈，尽管她不知小陈全名。当年，组织上经常要派地下党员马崇儒前来指导工作。那天，日寇检问所眼看要封摆，检问所中国员工小陈却冒险放行马崇儒这位杨逸家的常客。日本兵叽里咕噜对小陈一阵辱骂，杨逸与父亲听闻，赶紧出来打招呼，“都是我家里人，是良民”。然而，日本鬼子上前就对小陈狠狠扇了一记耳光。第二天，杨逸多番寻找，小陈却不知所踪。杨逸明白，小陈对马崇儒的真实身份应已隐约猜到，她始终记得小陈对她曾暗中说明，“我是为吃饭才找了检问所的工作，但中国人要帮中国人”。
1940年元月，丁瑜亲自前来，杨逸又接新任务，“再办一所学校，以教师身份联系群众，开展工作”。
又是说办就办。借浜南三瞿宅亲戚杨明生家的客堂，请来同村同辈的杨月仙妹妹担任教师，杨逸自己又当“小先生”，学校就这么办起来。没想到，本村、邻村的男孩20余位，将客堂挤得满满实实；那些原本十多岁就去吴淞纱厂做童工的女孩，也纷纷入校上学识字。杨逸喜不自禁，她这所学堂，仿佛让周边百姓开了窍。
客堂间很快不够用了，杨逸又打起季家桥北堍旧庙空房的主意。修理校舍由杨逸父亲总负责，泥水工让杨逸小舅和两位表兄承担，教师杨月仙则动员其二兄杨江生做木工。总共才两间教室，只能一二年级用大教室，三四五年级用小教室，学生多达五六十人。教师队伍亦不断扩充，组织很快派来了均为地下党员的孙彬斐、马崇儒前来任教，陆亚雄又将妹妹陆亚芳拉来补充师资队伍。这批青年教师热血沸腾，课中不时穿插时事新闻和工农抗日故事，就连邻村的青年、等候摆渡的过路客，都乐得在教室外听“隔壁课”。以学校为掩护的革命据点，就这么在日军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了。
而杨逸父亲总是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张华浜务工所得和小酒店的微薄收入，包揽下学校教师大部分的食宿与生活开支。为使学校站稳脚跟，杨逸一家又请伪乡长蔡祥生兼任小学名誉校长，伪乡长出面向县教育科备案，取名瑞芝小学。至1942年初，浜南西南方向的学生反映，要过两条河才能来校读书，十分不便，杨逸于是又在浜对岸办瑞芝小学分校，吸纳30余名学生；分校内还办过成人识字班。
都是英雄
苦难孕育力量。
宝山，曾是历经苦难被焚烧了的焦土。两次淞沪抗战，宝山是战火前沿，房屋尽毁、家破人亡。然而此地，却又是经过苦斗、培养出成批优秀革命战士的红色沃土。
1938年至1945年，杨逸接受党的委托，在家乡利用小酒店、学校，联结、联络进步青年朋友100余人；1945年日寇投降前后，先后发展党员40余人，并从中选派骨干去抗日根据地——青浦游击区，为投身抗日和人民解放事业培育力量。
这些进步的脊梁，在隐蔽战线中无惧牺牲。
如杨月仙。杨逸坦言，她插手了杨月仙的第一次婚姻。当年，杨月仙的父亲自作主张，将女儿许配给吴淞镇上开杂货店的小张。杨月仙哭求杨逸，希望杨逸介绍她去参加新四军，好逃脱这桩婚事。然而，为避免暴露地下工作，杨逸考虑再三，认为杨月仙不能出走。在托人调查杂货店小张为人本分之后，杨逸狠了狠心肠，劝月仙还是嫁过去。为了党的事业，杨月仙终是答应了这门婚事。此后，听从杨逸指挥，杨月仙还勇者无惧，单独赴杨行镇土匪部队首领家的私塾任教，以刺探土匪与日寇勾结情况。
在天通庵（今上海老北站附近）至吴淞镇的小火车上，杨逸与宝山庙行人徐国璋相识，就此成为亲密战友。杨逸迄今难忘，徐国璋有肺病，经常吐血，却坚持与她一同骑自行车，沿着吴淞镇外马路，一直转到炮台湾附近，观察日本军舰，数数“萝卜头”（清点日本兵的人数）。由于徐国璋等人搜集并报美军的情报准确，美军B-29型飞机在吴淞接连投弹，击中日军多处军事据点，大减日军威风。1945年10月，杨逸奉命随军北撤，不料这却是与徐国璋永别。同年12月，徐国璋终因吐血不止病故。
杨逸最先发展的5位女党员，同属宝山县境内各乡镇，在难民收容所中相识。她们不顾生死，摸清大场、月浦两个飞机场的日军飞机的大小及数量。而陆亚雄，胆敢去炮台收集日军弹药库情况，他有效向敌人内部渗透，甚至搞到了宝山敌人设防的“兵要地图”。
杨逸所无以为报的，还有全家的倾囊付出。
党组织要求在渡口另外开设小面店，以便搜集群众呼声，杨逸母亲拿出出嫁时的婚戒，并向教养院陈桂芳老师借钱，才凑足钱买到了摇面机； 当年地下党要求组织武装，令杨逸的父亲带头搞保卫团。组织上反复对杨逸说，“让你的父亲灰色一点，再灰色一点”。于是父亲杨桂林冒险参加“洪门会”，以便购得枪支；为摸清罗店到江湾的水路交通，父亲买了一船西瓜，扮成西瓜商贩，整整一下午，在河道上兜来兜去，将敌人哨位一一记下，而一船西瓜最终被太阳晒烂了大部分……
杨逸说，在家乡这些年，上级党组织交代了20余项任务，若没有父母，没有战友们的全力以赴，不可能完成。
中华土地出英雄，历史作证。
杨逸简介
杨逸原名杨福妹，1923年3月生。1938年4月在难民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根据党的指示回乡投身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斗争。1945年10月，由党组织安排北撤到山东解放区工作。1949年5月回到上海，任华东局办公厅秘书科副科长兼宋庆龄同志的秘书工作（上海解放后宋庆龄的第一任秘书）。1949年8月，全程参与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调南京军区队列处任参谋，并在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国福利会儿童图书馆馆长、华东局妇委办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处长。1982年任上海市科协副秘书长。1983年离休。
责任编辑：叶纪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