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斌，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曾发表散文、报告文学、社会经济管理论文多篇。出版《火龙》（报告文学）和《区域经济与深圳城区商业》、《城区社区管理》、《慈善故事》等专著。

从老同学聚会说起

2018年10月，高中毕业46年的同学相约在母校聚会。母校是百年老校，桃李芬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全县第五中学，后来改为与镇名一致，叫大坪中学。上了年纪的人，容易怀旧，为方便联系，建了个微信群，群名叫“风华五中”，寓意风华正茂、激情依旧。外人无法评判这个名字的优劣，而校友却一致赞许。取这个名字的同学，无疑是个“鬼灵精”。

我们这一届班级多，共10个班600余人。大家走出校门快半个世纪，虽为同乡，但各散西东，多数人已无联络，音信渺茫，能进入微信群的同学，都是有一定活跃度的人。

南国的十月，还没有一点寒意，从四面八方赶来母校的同学，在召集人丘国华同学精心准备的会议室里聚会。一张张中学时还带有几分童稚的脸孔，如今已爬上了皱纹，两鬓也有了霜白。久别重逢，大家分外亲切，会议室一下子就炸开了锅，热闹非凡。当年的“赤古、蛮牛、黄毛、白妹、阿狗、阿猫”，已成了党政官员、社会名流、作家、教授、国企老总、私企老板……有了光鲜、亮丽的名份。虽已退休，印记犹存。同学们激动地握手、拥抱，不亦乐乎。就连以前从未打过招呼的同学，也似乎成了密友，忙着增添微信、电话号码。

同学相逢，唤醒了尘封的记忆。我们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数人家在农村，从小就在田地里摸爬滚打，饿过肚皮。到了中学，生活仍很艰苦，大家勒紧裤带寄宿上学，每周背上几斤大米、几斤蕃薯片或木薯片，再加一瓶咸菜干，就是六天的伙食。有的同学家境好一点，在咸菜干中加几块肥猪肉，就算是奢侈的了。长身体的年龄，胃口特别猖狂，到了晚上，肚子经常咕咕叫。谁也没有想到，如今站在面前的同学们，一个个营养过剩，有的还沾肥胖症、高血压，要靠跳广场舞、跑步、打球减肥。我们上高中时，正值文革中期，学校的秩序还没有走上正轨，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学生迷惘、教师迷惘。而根植于文化之乡沃土，不少学生不失求知的基因，仍然自觉读书，他们最终成了人生的胜利者。岁久情愈真。同学们无拘无束，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仿佛又回到了风华岁月。在小小的会议室里，一张张老顽童的笑脸，如灿烂的花朵，绽开在寒暄、回味、嬉戏之中。

为这次聚会，我请知名画家燕敦俭创作了一幅国画《桃李芬芳》，聊表学子的感恩之情。当校长接过这幅国画时，我们的心情激动难平。我们站在母校门前留影，既为感恩母校，也为岁月留痕。这里曾经走出过一批批学子，还有为数不少的被誉为家乡“特产”的学者、教授，他们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贡献了才华，为家乡争了光。这是神圣的大门、知识的大门、文明的大门。

46个春秋瞬间即逝。我们站在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里，感触良多。时代变了，我们变了，校园也变了。昔日砖瓦结构的校舍，全部变成了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校园增添了时代气息，留下了改革开放的印记。

我的思绪不禁穿越时空，过去校园的情景历历在目。

当年母校的校园是开放式的，特别大，一幢幢校舍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远处望去，宛如公园景区，颇有几分雅气。

校园的建筑实用简洁，没有亭台楼榭，曲折游廊。正门的多级台阶有学府的风范与韵味。最令人难忘的是东院和西院，这都是有沧桑感的建筑，时间久远。

东院是具有岭南风格的骑楼式二层楼房，封闭式的内院有古堡风情。一楼是男生宿舍，楼上是教室和男教师宿舍。梅州乡镇的学堂，自古崇尚捆绑式教学，师生同住，教学不分昼夜，学生遇到学习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找老师。这也许是这里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刚满12岁就被推荐上初中，开始寄宿在东院最角落的宿舍。房间里摆放着三张双架床，同住六个同学，床虽欠美观，但牢固实用，足令当今不少喜时髦的设计师汗颜。学校‘’没有电，学生每人自备一盏煤油灯。我在马头牌蚊香盒子中间挖个圆孔，再贴上香烟盒的箔纸，就成了灯罩。虽煤油是凭证供应的，但学校的学习任务不重，学生不用焚膏继咎。有一天，几位同学在房间内嬉戏玩耍，突然地底露出了一个洞，有人放根木棍进去探视，木棍掉下去了，吓得大家出了冷汗。总务处派人来查看，未弄清原因，批了我们一顿，盖上水泥了事。其实，这就是虚土年久所致。我们胆子小，盼望早日换个房间，自此谁也不敢独自住在这个房间。

我先后在东院住了几年，曾换了四个房间，处处有风景。如有同学借来一本好小说，大家争着看，有时你争我抢，闹得不可开交，往往把书页弄破了才停止。粗大的双架床木柱上，依稀可见一些文字，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跳龙门誓不休”之类的字句。这些都是已走出校门的学长留下的。因刻在木上，难以去除。

西院是单层的古堡式建筑，规模不大，是改变功能而成，为女生宿舍。这里房小人多，显得拥挤，空间晒上衣服等用品，更不雅观。这种环境，与如花似玉的少女们极不协调。在男生眼里，西院是神秘之所，缺乏胆量的男生都不敢进去。当然，也有男生喜欢前往。

东院与西院之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背后有一片白玉兰树，有的树干巨大。花开时节，香气袭人。东风来了，东院一片香；西风来了，西院香一片。林黛玉小姐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想，如果东风与西风皆有不是更好吗？人人有香可品。二十年前，我曾在省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校园钟声》，其钟声就来自这片白玉兰树之中。上初中时，我曾在这个广场作过“早敬”、“晚汇报”，跳过“忠”字舞，当时天真无邪，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快点长大。

校园的最后一排教室是五院，我在这里上过一年课。教室到后面的山坡没有围墙，山坡成了学校的后花园。这是一片黄土地，以前寸草难长，山坡被风吹刮得光溜溜的，水土流失严重，晴天张牙舞爪，雨天头破血流。不知何时，山坡上洒了马尾松的种子，一棵棵马尾松长了出来。马尾松是奇特的树种，不管多瘦瘠的土地，只要有阳光雨露就能生长。如有沃土，还能成材。这片小松林，树木长得不大，见不到参天大树，但枝繁叶茂，四季长青。一棵棵小松树连成一片，郁郁葱葱，光秃秃的荒山绿起来了，变成了林地，以前被雨水冲刷形成的小沟小壑倒成了风景。为爱松声听不足！偶有闲暇，我喜欢邀几位好友到小松林散步，看看山景，吹吹清风，享受大自然的景致。天气宜人时，带上一本小说，席地而坐，或仰卧遥望蓝天，一边看书，一边听着松涛声，遐想联翩。我到城里工作后，每当看到城里的学校袖珍狭小，都会想起母校的校园，还有这片小松林。

马尾松，一棵棵在瘦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的马尾松，坚贞而顽强。看到一张张老同学的脸孔，我想，母校的学子不正像一棵棵小松树吗？

我认识的艺术大师钱君匋

钱君匋是我国集书画印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前不久我在整理书画藏品时，又久久地欣赏了钱老生前送给我的两幅书法作品，睹物思人，唤起了我与他两次见面的记忆。

第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5月初，我出差到上海。在与书画家张智量老师闲聊时我谈到，单位正在兴建一座高层综合楼，想请一位海派书法名家题字。张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他首推德艺双馨的钱君匋。我知道钱老是国宝级大师，张老师是他的弟子，且有交情，弟子出面请师傅题字应该没有问题，但担心润笔费太高。张老师几句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我们约好时间去登门拜访钱老。

钱老1907年2月出生于浙江桐乡县，1923年入学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三位高足，其中丰子恺教绘画。因钱老有天赋又刻苦，学业有成，崭露头角。1927年钱老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时偶遇鲁迅，其设计的《寂寞的国》、《尘影》、《春日》等封面，受到鲁迅赞许。从此，他与鲁迅开始交往。在鲁迅当年的日记里，有五处提到钱老，由此可见，他们的交往非同一般。尔后，他还先后结交了沈雁冰、叶圣陶、巴金等一批中国文艺届的名流。从此，他的艺术不断长进，才华显露，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成为名家。解放初期，钱老先后为毛主席刻过二枚印章。1957年春，钱老应文化部领导齐燕铭的邀请在怀仁堂看京剧，幕间休息时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与钱老握手时高兴地说:“谢谢你的印章，你刻的很好，非常好。”毛主席吩咐齐燕铭，要“对钱君匋的生活多加关照”。正是毛主席的这句话，使钱老在反右斗争时躲过了一劫，化解了来临的政治灾难。

上海是大都市，到处高楼林立。钱老住在南昌路上的老房子。这是他解放前购买的房产，一直居住在这里。文革时曾被造反派赶出，后来落实了政策，物归原主，他又搬了回来。以前这个地段是高档社区，幽静休闲，不少名人都住在此，大画家林凤眠也曾在这里安家。正值上午，我们乘坐的出租车穿越在大街小巷上，不时可见到老头老太太们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前行，车头上挂着刚从菜市场买来的蔬菜、食品等。有个街区花园远远传来悠扬的萨克斯声，靠近一看，演奏者竟是穿着背心的老爷子，旁边没有观众，但他吹得全神贯注，不亦乐乎，成为一道风景。

钱老的住所是临街的两层楼房，张老师推开虚掩的房门，只见钱夫人陈学鞶正在狭小的巷道中打太极拳。我们的到来没有停止她的锻炼，她打得仍然是那样入神，一招一式，不僵不拘。我们站着看她打完整套拳式，她才慢慢停下来与张老师亲切打招呼。我们上到二楼，只见钱老正在聚精会神地整理书画作品。看到客人到来，他不紧不慢地停下手中的活招呼我们。他的书画室不大，古朴典雅，墨香弥漫，充满艺术气息。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和书画作品，地上的陶瓷书画筒插满了书画卷轴。钱老已愈九十高龄，动作显得迟缓，讲话慢条斯理，谦恭和蔼。他未戴眼镜，眼睛有特别的神韵。张老师与他用上海话交流，我听不明白，讲的似乎都是家常之类的话题。我不便打扰，便盯着墙上的书画。他们聊了一会，钱老站起来走到书画台前，问我要写点什么，我把准备好的小纸条递给他。因写的是大字，他站着书写。令我惊奇的是，刚才看他老态龙钟，但站到写字台前拿起笔时，他身板就硬朗起来，手也不抖，写出的隶书端庄严谨，方正古拙，特有风格。写完后他主动问我还要写点什么。我高兴得措手不及，连忙找出纸片写下“澹泊明志，宁静致远”递给他。他用擅长的汉简写了一副对联，我非常喜欢。看他来了兴致，没有大师的架子，我又要求他写一书名，他没有推辞。因书名的字小，他便坐下来换笔写。我按张老师的提示给了他一个小红包作为酬谢，他微笑着收下。原本打算请他到酒楼小酌两杯，多点时间交流，但看他身体不佳，我便没有开口邀请。

自登门拜访钱老后，我就特别关注他了。他不仅是艺术大师，也是收藏大家，一生痴迷收藏。他自己平时省吃俭用，但为了购买好的文物，却毫不吝啬，出手大方，舍得用尽自己的积蓄。他对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三位大家的印章情有独钟，特取其三人的别号“无闷赵之谦、倦叟黄士陵、苦铁吴昌硕”为自己的书斋名字。当得到赵之谦的一批印章时，欣喜若狂，他连饮了几斤花雕酒，此成为艺坛趣话。1987年11月，他将自己呕心沥血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赠给了家乡桐乡县兴建“君匋艺术院”。1996年间，又将自己的1000多件佳作捐赠给祖籍地海宁市兴建“钱君匋艺术研究馆”。钱老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次见面是1997年冬，钱老来到了深圳，下榻在华侨城酒店，我邀请他在罗湖区东京酒店小聚。

深圳的冬天，没有多少寒意，而钱老已穿上了很多衣服，看上去身体比上次见面时差了许多。我问他对深圳的印象如何。他说经过深南大道，看到深圳的变化真大，改革开放的气息很浓，有活力。当提到他这次在深圳期间，需不需要帮他安排点活动时。他说年老了，精神不好，安静休息休息，大家见见面就可以了。他在深圳的弟子张智量和他在澳门的弟子陆康专门赶来作陪，师徒相聚，别有一番情趣。钱老似有倦意，讲话不多，大家的话题都是逗他开心的。我想起钱老以前得到赵之谦一批印章时狂饮花雕酒的趣事，晚饭时特别安排上了花雕酒，但他只象征性喝了一点，再也看不到他当年喝酒的风采了。次年八月，钱老因病驾鹤仙逝，终年92岁，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艺术大师。

钱老书赠的对联最初挂在我的书房里，他逝世后，我取下来珍藏，成为我特别喜爱的墨宝之一。回想起曾经和他的两次相见，仿佛历历在目。斯人已去，唯有“丹青精神”永流传。

洋塘坑

我小时候，正值人民公社时期，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和山地主要分布在洋塘的一条山坑里。

洋塘坑有好几里长，狭小而幽僻,两边的山岭不高，中间是一块块不规则的稻田。山脚的小溪清澈见底，偶见小鱼，有的水潭的鱼群中还伴有鲜红的小鲤鱼。行至山穷水尽之时，翻过一条长长的山坳，就到了相邻的将军村，再走几里路就是邻县龙川了。龙川县也是客家人，相邻几个公社的农民们习惯跨县赴我们公社的大坪圩，洋塘坑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因此，洋塘坑虽偏僻，但每逢圩日，这里过往的人却络绎不绝。

我懂事时就常听村里的长者说，我们的先辈500年前到此落居时，洋塘坑是原始的处女地，到处荆棘丛生、古木参天、野兽成群、环境恶劣，但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旱涝保收，是农家的理想之地。先辈们在此安居乐业、垦荒种地、繁衍生息，从此结束了处处无家的漂泊历史。

我生于斯，长于斯，直至17岁才离开家乡，洋塘坑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深深的足迹。这里没有奇峰异岭，也没有寺观浮屠，但进入其中别有洞天、趣味盎然。山里的林木都是自然生长的，多为杉木、松木，各自成林。到了秋天，林涛起伏，树林里发处沙沙响声，形成一片片声浪，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到了中段的坡头下，路边的峭壁上立着一棵斑驳而弯曲的古松，仿佛随时会倒下来。但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古松仍然顽强地攀爬着，苍劲依然。每当看到此景，我自然想起清末梅州才子宋湘“山石岩下古木枯”的诗句来。

村里的男长者，一般都上过学，他们在茶余饭后，喜欢谈诗论对。我家的祖屋叫“崇高围”，大门贴有对联“崇来万福，高列千峰”。因村名叫“河岭”，小门有副对联为“河水波浮千顷碧，岭梅花占一枝春”。这些对联虽不是名家之作，但也不落俗套、颇有品味。乡村文化的底蕴由此可见一斑。

春天来了，乍暖还寒，洋塘坑的山岭已是一片翠绿，野花也露出了笑脸，稻田里春潮涌动。如逢春雨，山岭朦胧，农民头戴竹笠，身穿蓑衣，一排排弯着腰在稻田里插秧，驶牛手骑在辘轴上，用洪亮的嗓门不停地吆喝着辛劳的老牛，水中泛起一道道涟漪。远处望去，田野宛如画家笔下的水墨《闹春图》，富有诗情画意。

这里的山岭盛长鲁萁，俗称“铁芒萁”，是一种植物，易割易干易燃，它是粤东地区农家的主要燃料。农妇农忙时下地劳动，农闲时上山割鲁萁储藏，以备雨季冬季时使用。一般七八岁的孩童，无论男女，就跟随母亲上山割鲁萁了。有的出嫁后的女儿，回娘家时也会帮娘家割几担鲁萁，这比说什么甜言蜜语都强。山村流行唱一首山歌：“日头一出千条须，阿妹上山割鲁萁……”，农妇习惯把刚割下来的鲁萁放在山上，晒干后再挑回家，回去后就可直接储藏了。晒干后的鲁萁轻，力大手巧的农妇，挑着一担鲁萁如两座移动的小山。几个挑鲁萁的人走在一起，也会成为山坑一景。

洋塘坑的树木长得特别快，自古村民自足有余。随着人口增多，集体分配已无法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人们不惜毁林垦荒，向山要地，因此，山林越来越少，进入了恶性循环。文革开始时，无政府主义泛滥，山上的树木很快被砍光了，昔日茂密的山林，变成光山秃岭。到了七十年代，政府要求封山育林，生产队组织青壮年安营扎寨、巡山护林。说来奇怪，树木总是长不起来，山泉少了，一条欢腾的小溪，也显得有气无力，老祖宗留下的风水宝地似乎过了有效期。出路在何方，人们迷茫。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山村，家乡变了，乡亲们的视野亮了，改变了靠山吃山的观念，年轻人纷纷洗脚上田，从农村走进城市，由农民变成了工人、商人。“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农户的荷包有了钱，烧煤气替代了鲁萁，省力省时，又有效保护了山林。昔日的旱春地自然复林，山林增多了。前些年政府要求村村通公路，因洋塘坑狭小，通往将军村的乡村公路改在别处修建，从此这里不再有过往行人。以前繁忙的小道上已长满了杂草，山岭的林木越来越茂盛，到处葱葱郁郁，翠色欲流，成了鸟儿的天堂，连多年不见的野猪也跑来聚会，成群出没。

洋塘坑，古老的小山坑，岁月沧桑，你曾经疲惫，曾经伤痛，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了你的生机。如今，你已山青水秀、天蓝水绿，处处皆是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