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进城农民的饭碗在哪里？二是为进城农民提供上学、看病、住房、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钱从哪来？这是城镇化建设必须算清的两笔账。前者说的是进城农民要在城市落脚，先得有就业的机会，得有支撑城镇经济发展的产业。后者说的是进城农民的权益保障。

一边是对“造空城”的警示，一边是对“大城市病”的忧心——自全国两会延续下来的城镇化的探讨，在多家媒体密集展开。前者批评是的一些地方把城镇化理解为“建广场”、“种房子”，缺乏产业支撑下，造出的只是“空城”；后者说的是一些城市面积急速扩张，人口快速膨胀，上班堵车、医院排队、空气污染、用水紧张……

城镇化建设，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的具体设计如何把握？当心哪些陷阱或误区？专家及媒体的讨论在努力为公众澄清着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攀升至2012年的52.57%，城镇常住人口达7.1亿人。城市数量从l978年的l93个增加到2011年的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19410个。着眼未来，城镇化是我国今后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有学者算过，假如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每年将有上千万农民连家属进城，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修水电、建公共服务设施，“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城镇化可谓一块诱人“大蛋糕”。

多年前深圳一个楼盘征集广告语，中标的是一位农民工提交的“一个放‘心’的地方”。这是对城镇化的最好诠释。如果农民进了城，却是难就业、难落户、难上学，这样的城镇化只是“夹生饭”，也被称为“伪城市化”。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至少要过就业、住房、社保、子女入学四道坎，人均成本10万元。而这一成本由谁负担，一直是个问题。

还有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打的是土地指标的主意，把城镇化建设当作增加建设用地指标、追逐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借口，当作招商引资、创造短期和表面“政绩”的手段，大拆大建，盲目投资，脱离实际，过度举债。这很可能会将城镇化建设引向歧路。

针对一些地方的发展冲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给出“定盘星”，“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

一是进城农民的饭碗在哪里？二是为进城农民提供上学、看病、住房、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钱从哪来？这是城镇化建设必须算清的两笔账。前者说的是进城农民要在城市落脚，先得有就业的机会，得有支撑城镇经济发展的产业。后者说的是进城农民的权益保障。

这就触及问题的核心，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的蔓延式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全面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而不是土地城镇化、农田非农化。关键是把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转变为能够长期定居城镇的真正市民。

在搁置了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建设小城镇的争论之后，在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的原则下，城市规模如何规划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几十个城市誓言要建“国际大都市”背后隐藏的问题是，城市面积与人口、资源、地理条件等如何匹配，这些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能够算出来的。现有国情下，因地制宜总是一道高难考题，东部大城市与西部中小城市的定位截然不同，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吸引农民进城的基础条件也迥然有别，那么，彼此的发展路径与管理方式自然不可能一模一样。

多年前，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曾提出城市最适合的人口规模为50万人，城市规模大了会带来一系列城市问题，但现实不断突破这个界限，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聚集经济效益更加突出。同时，交通、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图景。一句话，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我们注定只能走自己的路。

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城镇化建设还有诸多难题有待一个个破解。在奔跑中调整步伐，在实践中寻找适宜路径，才是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