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人这样吟唱。孙文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位优秀党员，优秀县委书记。他离世已经33年了，但他依然活在人们的心里。省委组织部最近就他的事迹编了一本书《太行山上的焦裕禄》。翻阅这本薄薄的书，“影响”这个词不时在脑海中闪现。一个人的影响太重要了，一个领导干部的影响好与不好尤其重要。可以说，多数领导干部是非常注意自己的影响的。还有一些领导干部，虽然也注意自己的影响，但在其注意影响前面应加上“所谓”二字，因为他们与孙文龙所理解的注意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看看孙文龙是如何注意影响的：1977年，孙文龙的长子孙太林就要举行婚礼了。孙文龙的妻子梁小焕为操办儿子的婚事焦心发愁，想排排场场、热热闹闹办一下，但又怕孙文龙不同意，整天考虑着怎么跟丈夫商量。

在多数人看来，夫妻相处几十年，有什么话不能敞开说呢？况且还是共同的儿子结婚这样的大喜事——而对于这对夫妻，恰恰就在于妻子对丈夫太熟悉，太知根知底，她隐约地预感到丈夫不同意这样办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才考虑着，发愁着，难以启齿。

孙文龙家为什么就不能“排排场场、热热闹闹”给儿子办婚礼，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回答妻子的？

当时，孙文龙已经接到去武乡担任县委书记的调令，正忙于办理交接事宜。还没有等妻子开口，他就告诉妻子：“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县委书记，儿子婚事办得过了火，在群众中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还是一切从简为好。”并叮嘱说，“我现在要去武乡，太林的婚事就顾不上管了，你们正好悄悄办。如果武乡的人问起，就说是在阳城办的。如果阳城的干部问，就说是在武乡办的。两地都不惊动，这有多好。”

看来妻子对丈夫还是真正了解的，难以开口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不能像普通人家那样“排排场场、热热闹闹”办婚事，就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县委书记！”

不仅不能“排排场场、热热闹闹”办，而且还要“悄悄”办；不仅要“悄悄”办，还要在“悄悄”地办了后预备人们问起来如何应对，善意地在此地与彼地之间进行选择，搪塞关心他的人。与其说他是注意个人的影响，不如说他是维护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影响。不是他不讲人情，不通人性，而是他把县委书记这个职位的影响看得高于亲情，高于个人得失，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孙文龙儿子太林的婚事后来是这样办的——没有通知亲朋，没有邀请同事，也没有响一声鞭炮，没有办一桌酒席。

孙文龙是深受干部群众欢迎的干部，做了那么多好事，有多少人诚心诚意地想参加他儿子的婚礼，送上自己的祝福，是可以想见的。抛开这个不说，就是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职位不高但权力不小，若是放出风去要大操大办，参加的人恐怕不会少，影响真的小不了。因为怕留下不好的影响，孙文龙在理与情、公与私面前做出了选择，义无反顾地心甘情愿地牺牲了亲情。在父母的心里，儿女的婚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谁不想“排排场场、热热闹闹”？

再看看如今一些领导干部是怎么操办儿女的婚事的，是如何注意“影响”的。

对其中极少数顶风违纪，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人，就不去说他了。还有一些人，虽也注意“影响”，但采取的是既不违反规定，也不完全照办的两全之策。把表面的事放到私底下去做，不能大操大办就化整为零多次办，等等。既注意“影响”，也应对了组织。

有的人要注意影响，说不能干的事，就真的不干了。有的人也说需要注意“影响”，说不能干的事，变革法子干，留给人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这两个注意“影响”之间的思想境界差距是何其之大！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影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影响事关形象，个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形象关系人心向背。一个领导干部的影响岂是小事，岂能不时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