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起于‘卡’，不给好处不办事。”

“吃拿卡要”现象多发生于基层。一些基层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单位和行业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司法权、审批权、市场监管权或所掌握的特殊资源，在群众前来办事时或刁难或搪塞或推诿或拖延。

“‘吃拿卡要’，大多起于‘卡’，‘不给好处不办事’。”吉林省某县干部竭小斌分析，“一些基层干部，手中有点小权，就想为自己捞点，群众来办事‘卡’着，应办不办。于是服务对象‘心领神会’，赶紧‘表示’，他们也就趁机吃、拿、要。”

“正风肃纪持续加码，高压反腐态势之下，‘吃拿卡要’现象还多吗？”记者问。

“想方设法地通过手中的权力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的还是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干部举了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承租了一片山地，想把山上的野草杂木清理掉好种果树，向有关部门打了几次申请报告，都没通过。办事人员也不告诉他为什么，只说‘你自己回去看’。但是，朋友核对来核对去，发现所有材料都齐全、所有要求都符合。后来经别人指点，他才恍然大悟：这是在要‘红包’啊。送了个‘红包’，事情果然办成了。”

上述一番话，众人纷纷表示感同身受。有的人表示，曾听亲友说过类似遭遇。还有的人表示，作为基层干部，自己在办事时也曾经被刁难过。后来亮出身份才勉强办成。可想而知群众办事得有多难。

“在一些基层干部眼中，‘吃拿卡要’似乎是‘小事一桩’，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吃一点拿一点不违法，其实这就是腐败。”浙江省某市纪委张瑶瑶说。

“驾校教练、教师、医生……哪个行业没出现过索要‘红包’现象？必须严厉惩治。”竭小斌也说。

“让他们‘吃’到后悔，‘拿’到扎手，被‘卡’前途，‘要’到处分”

“要解决‘吃拿卡要’问题，重中之重是要做什么？”记者问。

“当然是查处！”浙江省武义县纪委干部章郁芳说，“对于有‘吃拿卡要’行为的干部，一定要让他们‘吃’到后悔，‘拿’到扎手，被‘卡’前途，‘要’到党纪政纪处分。这样才能产生震慑作用。”

“对于这些‘小毛病’，必须从早从快从严查处。这不仅是帮助教育保护干部的需要，更是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的实际行动。”江苏省靖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丁斌表示，这类问题如果不严肃处理，不仅会让群众“心凉”，责备我们治党过松过宽过软，对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产生怀疑，还会给基层党员干部传递“小错不惩”的错误信号。

“在严厉惩治的同时，还有哪些问题要注意？”记者接着问。

“要支持群众监督。”河南省襄城县干部李丽娜说，“很多群众即使遇到‘吃拿卡要’也是忍气吞声。因此，必须向群众宣传投诉举报的政策方针、途径等，在办事窗口设置举报电话与监控设备。”

广东省珠海市一名干部对此表示赞同：“日前，珠海市建立了首支超过1000人的廉政监督志愿者队伍，以加大对为官不为、庸政、懒政、怠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彻底整治‘吃拿卡要’等不良风气。”

有的干部还从建立长效机制上提出了建议。

“警惕‘吃拿卡要’隐身变种”

在采访中，吉林省磐石市纪委干部高会军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话题：“警惕‘吃拿卡要’隐身变种。”

“吃拿卡要”会有哪些变种呢？高会军列举了几种类型。一是“严守时限”型。比如，当群众办理业务时，工作人员明明当场可以办理，却指定到最长限期。二是“借机刁难”型。群众在办理“结婚登记”、“新生儿落户”等喜庆业务时，都希望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有的工作人员抓住了群众的这种心理，在各环节设坎。三是“推诿拖延”型。有些工作人员在为群众服务时，喝完茶水跑厕所，接完电话发邮件，手中杂事不停歇，通过“慢作为”的方式让群众着急并“表示”，否则就“到点下班了，明天再来。”

“中央‘禁令’之下，‘吃拿卡要’少了，但‘不办事’的却多了，过去‘公关公关’就能办成的事，现在不知怎么办了。当前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江西省某县干部赖灵午说。

“对这种人为设置障碍，故意百般刁难的，都要严厉查处。”广东省台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何国航说：“‘吃拿卡要’不除，‘四风’就不绝。我们必须保持惩治‘吃拿卡要’的高压态势，营造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