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的电视电话会议，是一篇“大文章”。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这样的行政体制改革核心举措，采取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一头在中南海，另一头在各地方分会场，这就像是一个隐喻：改革进程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不能容忍地方打“小算盘”，给简政放权的大局打折扣。

    国家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书写文章，需有起承转合、前后衔接。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此次会议上所言：要做好政府改革这篇大文章，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

    目前，上篇开了个好头。或者说，改革连线的“这头”，中南海里，释放的信息清晰而强烈：新一届中央政府把转变职能作为第一件大事，目前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成效不断显现，今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这直接带来了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下，当然应该对改革连线的“那头”，即各地方政府的下篇，形成同样强烈的期许。好的行政格局下，中央政府提纲挈领，则各地纲举目张，达到源清流洁之效，各项举措“落地生根”，真正释放出改革红利；进而地方政府拿出主动性和勇气，在遵循中央政府思路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践进行创新，为全局趟路，为全国积累经验——改革开放之初，南方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即是中央与地方合力的明证。

    然而坦率地说，某些时候“政令不出中南海”并非危言耸听。现实的行政格局下，确实有政令不畅的“堰塞湖”需要疏通，确实有地方“小算盘”、“小九九”需要遏止，也确实有“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的隐忧需要扭转。总之，克服拖延应付以及打折扣、搞变通，需要一番改革“好功夫”。

    此次电视电话会议，以周密的部署体现了这样的“功夫”。比如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明确要求：接好中央下放的审批事项，中央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市场和社会，不得截留；同时把地方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特别是对不符合法律规定、利用“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收费、罚款项目应一律取消。又比如对地方机构改革提出明确要求：严控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总量，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

    这些部署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种行政规范和制度安排，使得地方不能截留全国改革大局的红利。7个半月前，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伊始，便与国民约法三章：因为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本届政府任期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样的政治承诺，显然出自对国家行政体系的一种清醒判断：近年来大幅增长的财政收入，本应是民生利好，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的臃肿机构和人员占用了，这就意味着，由纳税人供养的公职人员反而侵占了全体国民本该享有的改革红利。

    当时总理明言：对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11月1日的会议，既是重申这样的政治决心，也是一种严厉的督促。

    同时，此次会议部署又有鼓励地方创新的鲜明意味。比如规定，中央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调整。这显然是给了锐意改革者一柄“尚方宝剑”，以解除地方改革创新的上级掣肘与后顾之忧。

    李克强在会上最后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有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义无反顾。如今，国务院已昭示了自我革命的决心，也划定了自我革命的路径。这样的上篇，若得下篇相呼应，则可大书中国改革发展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