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价格等因素，不少内地人到香港购买药品。香港某药房一天销售额有10万港元，其中内地人约占一半。一种治疗乳腺癌的药品赫赛汀，香港一家药店报价只有1.85万港币（约合人民币1.48万元），而440毫克的赫赛汀在北京肿瘤医院的价格为2.45万元人民币。同样规格的药品，相差近1万元。（见8月14日《人民日报》）

一支药，差价近万元，这当然是非常极端的个案，但却折射出内地高药价之弊——提成、加价、跑关系、玩公关……暴利的链条上，寄生着各种吊诡的共生关系；而香港的药品销售链则无限精简、省略了中间盘剥环节，且当地政府管控严苛，佣金无法生存，而内地药店或医院要明里暗里补贴医生，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

一句话，要怪就怪“以药养医”的制度。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在医疗腐败频发的现实背景之下，不检讨制度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每每出现医疗系统的腐败寻租问题，都要归咎于“以药养医”机制，究竟是正解还是误读？

有几个道理需要厘清：一者，动辄批判“以药养医”，似乎不是客观公允的态度。在1950年代的中国，掣肘于财政乏力，放权给医院将药品加价后出售，确是无奈的选择，而如今世易时移，旧机制虽沉珂累累，但不能说其在设计伊始就是洪水猛兽。

二者，制度失衡，固然易滋生问题，但并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合理借口。有人说“以药养医”弥补了医务工作者的低薪状况，可若医务工作者做的是技术活儿，那么教师呢、电焊工呢？他们劳动价值被低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口体制问题而冠冕堂皇地违法获利？违法就是违法，它与薪资高低是两码事。受贿索贿，哪是制度逼着去做的？

三者，“以药养医”沦为过街老鼠，与配套监管失灵有关。在药价上加两分钱、加在明处，患者未必不能接受，但事实上，价码早已十倍百倍上涨，各种寄生利益层层盘剥，这哪里是“以药养医”的本来面目？加价政策没有好坏之分，但监管不作为，好政策也会成为狮子大开口的“坏人”。美国《医生收入阳光法案》规定，医生收受药企的礼物超过10美元，需公布名字和内容。如达到受贿标准，不仅会被吊销行医执照，甚至还会被判刑。在我们层层加价的药价体系上，有多少对法律与监管的敬畏？

不要动辄拿“以药养医”撒娇。如果相关权力与监管不转身，就算“以药养医”死了，“看病贵”恐怕也未必会立刻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