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穗事件”让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就是“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如邓亚萍等，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体而忧则仕，在国内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一直是舆论诟病的焦点。其实，体而忧则仕并无原罪。非但没有“原罪”，如果运用得当，如果选择得当，还可以实现专业人才的再培养和更优化配置。邓亚萍等人的成功堪为例证。问题的关键在于，合适不合适当官和从事管理工作，首先要看运动员的个人意愿，其次要看其能否履行职责，如果两方面都不具备，硬行将官位作为“奖品”赠予，任凭“在其位不谋其政”，就让人无法接受。

在国内，运动员一朝成名，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便会纷至沓来，“锦上添花”者络绎不绝；而与之相对比，一些需要“雪中送炭”的普通运动员却以悲哀谢幕。“冠军搓澡工”邹春兰的境遇就很说明问题。

“副处级运动员”与“冠军搓澡工”，暴露出来的表面因素是体育竞技体制的功利弊端，而深层次原因则是“赢者通吃”隐喻着的社会结构危机和转型阵痛。这是一个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跟进来救赎的重大社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