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也有信仰，这个信仰不同于宗教，不是在彼岸世界，而就在每个人的脚下，这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上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所在。而科学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是运动、制度和观念的统一，其规定性在经典作家那里没有也不会给出更多、更具体的描述，一切必须依靠后人结合当前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在实践中，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不能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若干原则论述上，更不能把这些原则论述教条化、经院化、实体化，必须结合中国当下实际，不断加以中国化、时代化和具体化，努力使共产主义信仰及其教育植根于中国土壤、反映中国经验、体现中国风格。
实际上，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新胜利的过程中，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信仰也在逐渐中国化。对这个过程给予更多的关注，并着力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阐发，无疑是推进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的重要前提。革命战争年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共产主义信仰成为激励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慷慨赴死的强大精神动力。邓小平曾讲，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这个理想不是别的，就是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建立新中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是她的第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为紧随其后的新的一步。今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共产主义，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首要和根本的就是要确立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近来，面向全党，党中央特别强调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正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建设的重大举措，同时也以新的时代内容丰富、推进了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进程。
在当代中国，强调着力推进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则，不是要置那些已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经验和做法于不顾，而是有着极其强烈、鲜明的现实指向——近年来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是，共产主义信仰的传播和认同似乎正在遭遇不少阻力，其境遇似乎愈益尴尬。
表现之一，党的领导人在一些重要讲话以及党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决定中，经常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等。但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在传达学习时大多是照本宣科，不少流于形式，到头来“共产主义”在不少党员干部那里仍然是一头雾水，至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也是不求甚解。
表现之二，一些理论工作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出于捍卫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需要，为回应和批驳有关错误言论，常常引经据典，作出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的阐述和论证，但实际效果并非所愿，有的甚至适得其反，招来质疑、非议和谩骂。
表现之三，由于受市场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呈现复杂多变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上：一是一些人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字句、经典论述上，对于当下中国的诸多现状多有不满，但又深感无力回天；二是在一些人那里“共产主义”俨然成了陈辞滥调、保守僵化的代名词，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信仰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常常含含糊糊、闪烁其词，甚至刻意回避；三是一些党员干部表面上高调唱和，私底下我行我素，你讲你的、我干我的，两不相干，岂不美哉；四是一些党员干部沉湎于追求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等现实功利的目标，倡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除了升官发财的“兴奋点”，“共产主义”和所有宗教理想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乌托邦，实现不实现和自己没啥关系；五是认为“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说教和宣传，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苏联那么强大都垮台了，中国最终也难逃厄运，为此深感恐慌；六是认为中国传统根深蒂固，三教合一、儒家为大，“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绕来绕去还是得复兴儒学，靠“仁义礼智信”治国；七是认为既然欧美等西方国家依托基督教文化走向发达，而“自由”、“民主”又和基督教文明内在相连，中国应放弃虚幻的共产主义学说，移植西方基督教文明彻底改造中国；八是更有甚者，一些党员干部在追求物欲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备感绝望之时，物极必反，“不信马列信鬼神”，自觉不自觉地投向了佛教、道教、天主教甚至邪教的怀抱。
凡此种种，皆可谓共产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的现实遭际。那么，问题出在哪儿？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灵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语）！科学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成功历程，已经证明其真理性和科学性。既然是真理，为什么还有不少人不信或者信得不坚定呢？这里，抛开各种客观影响因素不说，但就思想理论建设层面来讲，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问题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环节。
首先，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一总体进程的重要侧面。我们不应脱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孤立地加以谈论；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等不同内容、不同侧面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简单混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科学共产主义的中国化，因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科学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框架内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应单列出来加以认识和研究。
其次，随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进程实际也在进行。譬如革命战争年代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共产主义精神的倡导和实践，建设时期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的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对张海迪身残志坚精神、孔繁森人民公仆形象、徐洪刚舍己救人品格的肯定和提倡，为全党乃至全社会树立了一座座道德丰碑，这些道德楷模形象产生于中国大地，即使放在全人类也是站得住的，因此其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大力塑造若干几近毫无瑕疵的道德楷模，作为广大党员干部信仰教育的标杆，其实际感召力、说服力、影响力与预期目标存在不小差距。因此，在新形势下开展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应在原则性和灵活性、先进性和广泛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共产主义信仰原理和当下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的实际状况、党的奋斗目标和党员合法权益等重大关系上寻求契合点，坚决破除和杜绝现实中诸多将“共产主义”实体化、绝对化、彼岸化等“乌托邦”的观念，努力使其入耳、入脑、入心，给人可敬、可亲、可信、可行的形象。
再次，结合时代背景，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加强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研究。深入总结、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于民族解放以及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深入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成功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创新之所在，深入说明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实现自身价值乃至追求人生不朽的最好、最现实路径，以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四，重视对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内在规律的研究，借鉴和汲取古代统治阶级以儒家为主线构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促进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治党以及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共产主义信仰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真理，是科学，但是又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文化传统等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才能真正为中国的同志所接受，才能真正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进程早已开辟，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环境的变化，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执政基础等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我们有必要在历史经验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着眼实现新的执政目标，注重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儒家讲究“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修为之道中汲取营养，将其融入当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具体实践，不断推进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化进程。
（作者为红旗文摘杂志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