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深圳实现动力转换，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深圳创新发展、成功转型的密码究竟何在？给人们以怎样的启示？其经验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新华社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走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深圳市政协常委乐正、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等专家和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等，共同寻找答案。对话中，“素质经济”“隐形的爆发点”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概念扑面而来……

“每一步都踩到点上”

问题一：深圳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基因和密码究竟何在？

郭万达：回顾30多年的发展道路，深圳抓住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大学生、海归等3次大的人口红利，在不同阶段干了该干的事，产业丰富、成体系，生态链很长。只有大象、老虎，没有森林，那肯定是不行的。深圳有大树，也有小树，还有灌木丛，阳光都可以照耀到。

创新驱动的基因，是开放。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近2000万不甘于宿命、希望改变命运的人聚在一起，能创造多大的能量？这里有相对公平、可选择的空间，近2000万人能做多大的事？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深圳这样的人很多。

乐正：深圳近10年最大的转变，就是由一个国际化加工贸易基地转化为国际产业创新基地。转型自2000年以后真正开始，对加工贸易开始选择了，拒绝了一部分企业，选择性招商，为科技、金融等服务业留下空间。

现在经济下滑压力很大，但是由于结构转型、创新发展做得好，东方不亮西方亮，深圳的经济增长没有掉下来。当前深圳经济之所以能健康而较快地发展，在于比较早地实施了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跟着市场走，经济围着企业走，政府一直是跟着企业走、跟着市场走，每一步都踩到点上，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受益者。

吴思康：深圳经济发展表现出有质量、可持续的稳定增长态势，原因就在于转型升级比较成功，国际金融危机时率先规划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现在它们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深圳没有大院大所，这看起来是一个短板，回头看反而是优势，因为只能走一条新的路径，就是建设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企业确定研发项目，都是紧跟市场，是市场机制引领，不是“号召的创新”，不是为了写论文而创新。

谭刚：深圳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发展。创新发展逐步成为整个城市的共识，成为特区的基因。这种自觉在全国比较领先和超前，就是用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带动城市发展，不断提升竞争力。在国家层面，深圳至少戴了两顶“帽子”：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过十几年不断探索，深圳形成了推动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政府超前布局，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会”

问题二：政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郭万达：深圳超前布局，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会。政府的产业规划不是拍脑袋，不是无中生有，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亲善市场，往往起放大和引导作用。

政府还促进了创新生态链，深圳有上万家风投公司，有创业板，形成了生态链条。

吴思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深圳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规划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政策支持也很到位。以前深圳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引领了一个时代，后来提出一个效益指标体系，从“深圳速度”到“深圳效益”，再到“深圳质量”，后来又到“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一体，不断发展。这些理念反映了深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追求。

“我们把企业家定义为创新驱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问题三：深圳的企业家精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陆健：为什么在现有空间条件下深圳的GDP增速没有减下来？这得益于企业家的不断努力和创新精神。深圳的企业家不断想把公司做大，绝大多数企业呈上升曲线。创新创业的精神在深圳体现得很明显，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深圳数千家高新技术企业，都或多或少利用了内地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成果。深圳的企业家脑筋快得很，能看到或者认识到这些创新成果的潜在价值。我们把企业家定义为创新驱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乐正：深圳是一个和企业共同成长的城市，建议把深圳打造成一个企业家之都，和国际企业接轨。

“比较早地推进了供给侧改革”

问题四：深圳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吗？

吴思康：我们比较早地推进了供给侧改革。应对新常态靠什么，首先是靠新产品、新技术。新技术创造新供给，刺激新需求，甚至是颠覆式需求。在深圳，有一批企业引领了新经济，比如大疆无人机就是一种新供给。再比如工业设计，中国制造中这部分一直比较薄弱，深圳2012年专门出台鼓励政策发展工业设计，现在深圳也被国际上誉为“设计之都”。

谭刚：深圳要更加重视新经济体系、新业态等供给内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真正的未来产业方面有更大突破，形成足以支撑深圳长期有效供给的新优势。

“这些都是隐形的爆发点”

问题五：华为2015年营收3900多亿元，研发投入近600亿元，在深圳企业中似乎一枝独秀，深圳如果离开华为会怎样？

郭万达：去年研发投入占深圳GDP的4.05％，如果去掉华为，深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还不到目前比例的一半。但是我要说，华为固然很重要，但是深圳最重要的是有一大批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对于深圳来讲，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四大未来产业，都有布局。像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领域都处在爆发的前夜，华大基因、无人机、马丁飞行包，这些都是隐形的爆发点。

对于深圳来讲，最重要的是生态，即使一个企业倒掉了，也并不意味着产业、城市倒掉了。深圳有这个土壤，创新型城市的土壤，一个企业不行，另一个企业又起来了。

乐正：一个城市要有品牌企业，但也不能过度依赖，需要培养第二代的战略领军企业。现在一些企业虽然还没有成大气候，还不是航空母舰，将来有可能发展壮大。

吴思康：有人说深圳就靠华为，实际上不是的。深圳企业不是一家独秀，而是满园春色。深圳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企业就有8家，过百亿元的企业65家，过十亿元的企业数百家。深圳企业都是在市场中打拼出来的，经过了锤炼，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些企业拥有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弄潮的素质，这种“素质企业”构成了深圳的“素质经济”。

“最大的借鉴，是三个长期”

问题六：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深圳的经济成绩单不错，对当前中国其他地区有什么借鉴？

郭万达：最大的借鉴，是三个长期：第一，长期形成的深圳经济结构。深圳一直坚持产业升级，即使传统产业也要升级，因此深圳没有国家现在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产业，这个非常重要。第二，长期形成的所有制结构。深圳国有企业调整比较到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很强。企业一直在市场中发展发育，敏感度远远超过政府。第三，长期形成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性活动不去干涉，实现了政企分开。

吴思康：深圳对全国的借鉴意义就是要念好改革、开放、创新三篇“经”，这6个字虽然耳熟能详，但内涵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不断去挖掘和体会。

责任编辑：谢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