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长期处在一线，负责处理党政日常工作，不仅多谋善断地参与治国安邦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而且果敢妥善地应对事关全局、事关命运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应对的重大突发事件，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对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历史贡献。

我们看到，邓小平预见、判断和应对新时期国内外一系列突发事件，均使用的是“风险”概念，涵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文化风险等。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调整的加快，大量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大的影响全局的突发事件不断发生。邓小平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果断处理和妥善解决这些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突发事件，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展与风险的深刻思想，把握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风险特质，形成了邓小平风险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回答了中国如何认识风险，怎样防范和应对风险的“历史性课题”。

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有着超前的预见与判断。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使改革开放充满着风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我们在确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对外开放也会有风险，资本主义腐朽东西会乘机而入。”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担着风险在闯关，“天天在风浪中前进”。“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

邓小平提出了改革风险控制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总结经验，看到不妥当的就赶快改。”既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开放，又选择“渐进”而不是“激进”的改革。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的渐进方式，通过实践不断反馈，实现风险最小化，不断增强承担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摸着石头过河”是对待改革开放风险的科学态度和基本策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各种风险，最终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来抵御和化解。“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是典型的发展风险观。“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他把应对突发事件摆到发展的全局中通盘考虑谋划，坚决避免因小失大、贻误全局现象的发生。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处理好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是风险社会的两难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课题。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深刻指出：“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警觉，如果政策失误，引起社会动荡，这就违背我们的初衷。“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基于对发展与风险的深刻认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时间上的安排：“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面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国内外突发事件，邓小平清醒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邓小平指出中国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第一个条件，就需要政治稳定。要向人们讲清是非，讲清利害。“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即能不能达到我们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

只有保持稳定才能改革和发展，这是由稳定作为前提条件的关键性作用所决定的。在一定情况下，稳定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前提，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具体目标，表现为条件与目的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响亮提出：“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从总的趋势看，稳定寓于发展之中，稳定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发展是稳定的结果。但对于发展过程而言，稳定既是手段，又是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实践表明，要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需要稳定，世界也需要中国稳定。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是这个主题的不可替代的推进者，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也乱不得，中国乱了，不可避免地会危害到国际社会，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中国不能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内在统一的风险观点和论断，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深化了改革开放的理性认识，对走出发展与风险困境做到了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能够与国外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只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指引，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中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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